吴宓的情史：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吴宓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学界大咖。新文化运动期间，以他为主力的《学衡》杂志，在一边倒地高喊“打倒孔家店”、彻底抛弃传统文化时，逆流而上地毅然主张要肯定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的新生；

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不仅创办了闻名遐迩的清华国学院，亲自邀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当时极负盛名的国学大师出山担任导师，四年之间培养了70余名后来成为学界牛耳的毕业生，清华大学国学院至今盛名仍在；

油画|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

而且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业为参照，制定了清华大学外文系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课程设置，明确提出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博雅之士”，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就跻身国内一流科系。

因为在国内多所大学创办了比较文学系，吴宓被誉为我国的“比较文学之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内最早把《红楼梦》研究推向国际学界的专家、翻译家……

他一生执教半个多世纪，教出来很多后来名满天下的学生，比如曾经嘲笑他“笨”、晚年却后悔不已的钱钟书，比如著名哲学家何兆武、高亨，比如著名的《雷雨》三部曲的作者曹禺、语言学家王力、吕叔湘，以及我们熟悉的季羡林、李健吾、查良铮……

就是这样一位在学界诸多领域久负盛名的大师，他的感情生活多年来却一直饱受争议，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他晚年生活的凄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年轻时的吴宓

1894年8月20日，陕西泾阳远近闻名的吴家迎来一桩弄璋之喜，吴氏西院崇厚堂的长房吴建寅喜得一子，吴建寅欣喜之余，给儿子取名“玉衡”，这本是北斗七星中勺柄部分主星的名字，也是七颗星星当中最亮的一颗，可见吴建寅对新生儿的期望之深切。

作为当地累世的大家族，又是长房长孙，吴玉衡一出生便有丫鬟和乳母侍候左右，受到的重视自不必说。原本，他可以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无忧无虑地长大，可天有不测风云，小玉衡的母亲因为体质羸弱，生完孩子以后更是虚弱不堪，在儿子半岁时便撒手人寰了。

他的祖母杨太夫人心疼孙子这么小就失去了母亲，就自行做主，把孙子过继给没有孩子的二儿子吴建常夫妻抚养，一方面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一方面也不影响大儿子续娶。吴建寅虽然不愿意，但奈何母命难违，只能从了母亲的意思。

幼年吴宓与祖母、父母在上海

不过，小玉衡虽然过继给了叔叔，但他却一直在祖母身边生活，受到祖母无微不至的照顾乃至溺爱。7岁那年，祖母觉得孙子体质太弱，便郑重其事地请来算命先生，根据他的八字给他改名为吴陀曼。

虽然阖家上下都对他关怀备至，但母爱的缺失毕竟是人在幼年最大的不幸。加上父亲对他一向严厉，而且不苟言笑，和祖母都很少对他提及生母，尤其是父亲续娶了新的夫人雷氏之后，家里更是再也找不到一丝生母存在过的痕迹。他们越不提起，他就越想知道，但又总是难以如愿。

父亲的新妻子雷氏对教育颇有心得，对吴宓也很关心，但她的教育方式却令婆婆觉得是对自己的否定，于是婆媳俩之间的拉锯，也常常以懵懂的吴宓不得不夹在两人中间委曲求全而暂时告一段落。

幸运的是，吴宓的养父，也就是叔父吴建常是个能令吴宓发自内心感到快乐的人。吴建常不仅在年轻时随著名的关学大儒刘古愚学习，而且还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又在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麾下做事。他不但博学多才，而且见多识广，难得的是对吴宓一直亲切有加，说他既当爹又当妈也不过分，不但把自己生平所学对吴宓倾囊相授，而且还不嫌麻烦地亲自教他学习刷牙、整理仪容这些细枝末节的事。

于右任

当十几岁的吴宓还在关学氛围浓厚的三原县宏道书院就读时，吴建常就开始和他讨论《红楼梦》、《西厢记》等古典作品，使吴宓小小年纪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红楼梦》的理解，由于自己和小说中男主角贾宝玉的身世相似而更为深刻。

1910年，他给自己取了“吴宓”这个名字，并用它顺利考上了清华学校的留美预备班。结果入读清华的第二年（1912）春，由于清政府倒台，清华改制，吴宓便暂时转入位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就读。在圣约翰大学，吴宓被一帮同学嘲笑，说他是自北方的“乡下人”，还把他的名字“吴陀曼”恶意地翻译成“糊涂man”。一怒之下，血气正盛的少年决定以后在公开场合只用“吴宓”而不再用“吴陀曼”来自称。

1917年，国内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23岁的吴宓怀着拳拳之心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求学之路。他先是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新闻学，第二年转入哈佛大学，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学习文学和哲学这些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没什么用处的学问，希望能从中找到能够拯救国家命运的真理。

在哈佛，吴宓早年的积累开始发力，天资聪慧加上异常的勤奋，他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相继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并结识了一生的挚交好友——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积极肯定和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类似看法，使二人相互引为知音。他们和后来的哲学大家汤用彤一起被誉为“哈佛三杰”。

留学期间，吴宓不但对以英国诗人雪莱为中心的西洋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还先后用中英文分别发表过《红楼梦新谈》、《石头记评赞》等论文，用当时西方通行的文学标准来衡量《红楼梦》，有理有据地得出《红楼梦》比很多西方作品优秀得多的结论，成为把红学研究推向国际学界的第一位中国人，引得国内学界为之雀跃。

1921年8月，学业有成的吴宓踌躇满志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希望能让在国外学到的东西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利国利民的精神资粮。另外，他回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

在留学期间，吴宓曾在清华学弟陈烈勋的牵绳引线之下，与陈烈勋的姐姐陈心一鸿雁传书。陈心一是一位受过新式教育的传统女子，因为听闻弟弟对吴宓多次夸赞，又在刊物上见到吴宓的诗歌作品和照片而心生爱慕，便近水楼台地通过弟弟与吴宓取得联系。

吴宓心里惦记着佳人，在上海下船后略作休整，便直接赶赴杭州陈心一的家里与之见面。西装革履的吴宓在陈家厅堂里显得风采照人，被引出来相见的陈心一却因为紧张而不知所措。虽然已经有过书信往来，但突然面对活生生的面孔，气氛还是略显尴尬。

正在大家相顾无言之际，陈心一的同学兼好友毛彦文突然出现，她热情爽朗的笑容一下子就打破了稍显沉闷的空气，仿佛《红楼梦》王熙凤的出场那样，，也给吴宓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说来也巧，吴宓知道毛彦文这个名字，要比他与陈心一开始书信联系早得多，因为毛彦文不仅是陈心一的同窗好友，更是吴宓在清华的同学朱君毅青梅竹马的表妹和未婚妻。在清华园读书时，朱君毅时常与吴宓分享未婚妻的来信，并不时讲起她曾因与自己两情相悦而坚决退掉原有婚约的故事。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正年轻气盛又天生具有浓厚诗人浪漫气质的吴宓在艳羡同学获得这样美好爱情的同时，也对敢于冲破旧家庭束缚的毛彦文有了别样的印象。吴宓初次到陈府拜访的那天，毛彦文正好去向陈心一道别，因为她受未婚夫召唤，要动身去北京读书了。偶然的相遇使吴宓内心暗暗为之一动，也为日后三个人的悲剧埋下了隐患。

吴宓到陈府拜访后只过了13天便迎娶了陈心一。虽然没有爱得惊天动地，但毕竟平平淡淡才是真，陈心一本就具有贤内助的气质，把吴宓的生活起居安顿得妥妥帖帖自然是不在话下。吴宓也因此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到教学和研究当中。

吴宓和陈心一的结婚照

繁忙的工作之余，二人也会有说有笑地聊天，共同抚育年幼的女儿。在那个重男轻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的年代，陈心一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吴宓对此却毫无怨言。他深受《红楼梦》影响，也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认为女儿比儿子好得多，恨不得将她们时时捧在手心里。

如果生活一直如此波澜不惊地继续，吴宓或许就会成为人们口中的“完美教授”，虽然早年在祖母身边生活的经历使他形成了一些任性的性格，但陈心一总能以足够的爱意包容和接纳它们。然而不幸的是，吴宓最终没有用责任感所要求的理性去打破或摆脱诗人追求浪漫的天性，并以爱情的名义，一手毁了三个人的生活。

吴宓和陈心一结婚四年后的1925年，与吴宓同在东南大学就职的清华同学朱君毅移情别恋，突然向正在金陵女子大学就读的表妹毛彦文提出分手。毛彦文苦等六年，当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便请吴宓夫妇从中说和。

吴宓虽然跑前跑后，费尽了心思劝和，无奈朱君毅去意已决，坚决不肯回头。没想到吴宓说和不成，居然做出了一件令所有人匪夷所思的事。他全然不顾自己有妇之夫的身份，向毛彦文坦陈了自己多年来对她的欣赏和关注，甚至表示自己可以娶了她。

这令毛彦文非常震惊和生气。她虽然遭遇情殇，但并不因此失去理智，而是十分清醒且干脆地拒绝了吴宓。她明确表示无意于他，也不想伤害自己的同窗好友陈心一。

原本，事态发展到这里，吴宓也该收收心回到陈心一身边了，可他却越挫越勇，一方面继续对毛彦文死缠烂打，一方面对家里的陈心一也开始越看越不顺眼。陈心一在了解到丈夫的心思后，曾经与毛彦文联系询问情况，毛彦文表示绝不会答应吴宓时，陈心一也试图挽回过，但“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再深刻的感情，一旦失去了双向的互动，也难以维持太久。

既然丈夫的心已经不在家里了，陈心一也越来越失望，二人的争吵逐渐多了起来，终于吵到了离婚的地步。不过，虽然离婚了，共同生活多年的情分还在，吴宓也很舍不得几个年幼的女儿，于是，母女们的生活费依然由吴宓承担，他也时常回去探望她们母女。

离婚后的吴宓，没了思想上的负担，开始更加热烈地追求毛彦文，不仅在信中更加炽热地表达爱意，还把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发表在各大报纸上，引得舆论为之沸扬。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州人士共知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吴宓的狂热追求，不但把毛彦文陷于舆论旋涡，背上了“破坏别人家庭”的骂名，也令他自己成了几乎所有亲朋好友甚至得意门生的众矢之的。不仅他的父亲斥责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同事兼好友金岳霖认为他不该把自己的私事公开，既不利于他自己，更不利于毛彦文；连他的爱徒钱钟书也专门撰文讽刺他，用词之尖刻令人侧目。

但是，吴宓却无所畏惧，依然对毛痴心不改。对此，他的挚友陈寅恪评价说，吴宓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吴宓长达数年的苦苦追求，终于打动了毛彦文。1930年，在欧洲游学的吴宓，与正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教育学硕士的毛彦文陷入热恋。然而此时的吴宓却又陷入“得到后的痛苦”而无法自拔。他一改往日里对毛彦文的温情脉脉，态度强硬地发电报“命令”毛彦文立即到巴黎与他完婚，否则双方就一拍两散。

可是，当毛彦文为他不惜提前结束学业赶到巴黎与他见面时，吴宓又对即将步入的婚姻产生了无限恐惧，又冷静地对毛彦文说，只订婚不结婚。毛彦文问他为什么，他说了一句完全不足以为自己开脱的话：“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

好一个“无可如何”！

虽然订婚了，吴宓却迟迟不发出愿意结婚的信号。他的内心依然在浪漫的想象与触手可及的现实之间游移不定，在他日复一日的彷徨和中，毛彦文对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安全感也消磨殆尽。

1935年2月，毛彦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与大她28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为夫妻，令吴宓大为愤懑。三年后，熊希龄病逝，吴宓又开始了对毛彦文的追求。而此时，毛彦文对吴宓早已彻底死心，对于吴宓的频频示好，再也无动于衷了。

毛彦文与熊希龄的结婚照

据毛彦文晚年回忆，吴宓作为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有浓厚的书生意气和诗人的浪漫气息，吴宓对于她的追求，也多半是吴宓自己想象出来的“爱情”，而就她自身的感受而言，“爱情”是并不存在的。当有人提到《吴宓日记》中详细记录的对毛彦文的爱慕之感时，毛彦文连忙摇头，说，“真是无聊！”

解放后，吴宓选择和挚友陈寅恪一起留在大陆，陈寅恪去了南方执教，吴宓则到了四川，于1949年春夏之交进入重庆的相辉学院执教，并兼任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一年后转入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又在当年9月进入西南师范学院的历史系任教。

受《红楼梦》影响，吴宓在教学中一向对女学生更为偏爱和照顾。1953年春，即将迎来花甲之年的吴宓收到一封署名为“邹兰芳”的女学生的来信，声称自己是重庆大学的毕业生，久仰吴宓大名，最近又在报纸上读到了他的某篇文章，十分佩服他的教授风采和道德学问。吴宓读后，戴着老花镜给邹兰芳写了一封书生气十足的回信。

此后不久，邹兰芳便以“学生”的身份主动上门“求教”，吴宓碍于面子不好下逐客令。一来二去，邹兰芳来得越来越勤，并开始不避世俗地为吴宓打扫、做饭、缝补、浆洗。1953年6月，吴宓不顾亲朋好友的强烈反对，与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在众人眼中，包括在吴宓自己心目中，这都是一桩极不相称的婚姻。吴宓婚后才得知邹兰芳并不是一名简单的女学生。她出身于深山里的地主家庭，为求学孤身一人跑到重庆，靠在国民党军队供职的两个哥哥帮助才完成学业。而她的两个哥哥，却在解放后因为参与叛乱而双双丢了性命，留下了几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

邹兰芳受过哥哥们的照拂，便义无反顾地接过抚养遗孤的重担。而她自己本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身体状况不容乐观，加上出身不好，连份正儿八经的工作都不好找，自己谋生都成了问题，遑论养活几个年幼的孩子了。

与吴宓结婚后，身体虚弱的邹兰芳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时常躺在床上养病，吴宓本就不是薄情之人，更不会想离婚也摆脱这个“包袱”——仅仅“师生恋”一项就令他很抬不起头了，如果再离婚，则更成为人们眼中的笑柄。

虽然在朋友面前叫苦不迭，但吴宓并没有放弃。他为邹兰芳四处求医问药，以他“二级教授”和“高级统战对象”的身份保护着出身不好的邹兰芳和她的家人们。

1956年4月25日，长期卧病在床的邹兰芳香消玉殒，62岁的吴宓悲恸不已。他料理完妻子的后事，无限悲凉地说：“宓覆重裘, 如冬令, 安卧犹怯寒。念兰坟新筑, 多日霖雨, 恐以冲坏。 彼中人如何胜此孤苦与湿寒耶? ”

同时，他一直履行妻子临终的嘱托，替邹兰芳继续养活她的侄儿、侄女和家人们。仅这一项，每个月就要占用吴宓大半的工资，而他却毫无怨言，一直到自己晚年被批斗到自顾不暇时才被迫中断。

此后，吴宓一直孑然一身，直到被停课，被下放改造，被以各种侮辱性极强的方式进行批斗。1977年，已经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吴宓被胞妹吴须曼接回泾阳老家照料。每次吃饭前，吴宓都要战战兢兢地问妹妹：“需要申请吗？”听说外甥女所在的中学因为找不到外语老师而无法开设外语课，他立刻表示可以请他去教。

1978年1月，吴宓在“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的呓语中溘然长逝。一辈子甘为人梯、不慕虚名的他，感情生活虽然始终令很多人难以理解，但不影响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具有强烈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