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神兽发现时真实情况：边疆时空，牛汝极

原文题目：《从考古发现看东方教会在中亚和高昌回鹘地区的传播》

牛汝极

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丝绸之路古文献和西域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学术专著《十字莲花: 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文化的绿洲: 丝路语言与西域文明》《新疆文化的现代化转向》等多部。

内容提要：从635年阿罗本经中亚呼罗珊、河中和七河地区来中国传教，直到元朝结束，美索不达米亚的东方教会及其东叙利亚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大约经历了700年，其间有中断。在中亚和高昌回鹘地区的突厥、回鹘和粟特基督徒保持着东方教会在礼拜仪式上使用叙利亚语的传统，在其他场合使用突厥语、回鹘语、粟特语、汉语甚至波斯语。本文借鉴了近年在中亚和新疆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从中亚的考古遗存和吐鲁番发现的叙利亚文残片以期洞见东方教会在中亚和高昌回鹘地区的传播状况，其中介绍了几件重要的叙利亚语祈祷书《胡德拉》的不同版本及其价值，力图呈现6～14世纪间美索不达米亚的东方教会在中亚和高昌回鹘地区传教的脉络和图景。

关键词：东方教会；东叙利亚基督教；中亚；高昌回鹘；祈祷书；《胡德拉》；景教

据历史典籍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知，唐贞观九年（635），第一批以阿罗本为首的传教士受东方亚述教会宗主教伊索亚布二世（Ishoyahb Ⅱ）的派遣，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唐太宗不仅派宰相房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而且让阿罗本“翻经书殿，问道禁闱”。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通过翻译的《圣经》，并亲自询问福音的道理后，“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诏令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

详其教旨，元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这个诏令称其为“波斯僧”，也就是官方首次将这一入华宗教定名为“波斯教”，因为当时作为东方亚述教会的东叙利亚基督教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属于波斯萨珊王朝（224～651年）统治范围，该王朝首都和东方教会教廷同在塞琉西亚—泰西封，651年阿拉伯人从南方推进并开始征服美索不达米亚，波斯萨珊王朝到此解体。

到了唐玄宗时期，此教已入中国超百年，朝廷终于得知此教并非出自波斯，而是出自更遥远的大秦（今叙利亚），于是有了官方“正名的行动”。《唐会要》载有官方所颁布令曰，天宝四载九月（745年10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

由638年定名的“波斯寺”到745年改为“大秦寺”，“波斯寺”共使用了107年，大概是从745年开始官方正式使用“大秦景教”一名。东叙利亚基督徒来到中国，为何选择以“景教”作为教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云：“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这里显示了东叙利亚基督教传教士定教名“景教”也很为难，未获得东方教会的许可。任何一个名称都会限制其玄妙广阔的意义，但又不得不为了在中国传教而确立一个名称，从其功用对世人要能“明显昭著”，故称其为“景教”，或许回应了教主弥施诃对世人的宣言：“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关于景教的“景”字，我赞同朱东华先生的观点，“景”凡三义：光也，大也，仰也。如果说“景”的“光”“大”内涵立足于信仰对象的维度，那么相应地可以说，“景”字的“景仰”内涵则立足于信仰行为的维度，关注这两个方面彼此呼应、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对全面理解景教的名义具有重要意义。845年武宗灭佛，包括景教在内的其他宗教也受牵连被禁。东叙利亚基督教在唐代经历了大致210年的时间，“波斯教”一名在唐朝使用了107年，“景教”一名使用了整整一百年。

元代的“也里可温”也大约使用了近百年。景教在关中—中原等地区消失后，作为东方教会的东叙利亚基督教在中亚和高昌回鹘地方政权统治（866～1284年）区域仍然有序传播、发展并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东方教会保持着密切接触，在中亚和高昌回鹘地区遗存的大量考古遗物和叙利亚文基督教文献，以及近年在吐鲁番北部奇台县唐朝墩发现的一东方教会修道院遗址，遗址的高台入口右侧有回鹘文题跋ärkägün bäg“也里可温长老”，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东方教会在该区域的活动。

直到今天，在神学和教会历史中东方教会最常见的名称是“聂斯托利教会”“聂斯托利派”，以此名称，基督教世界的其他派系认为东方教会是一个可以追溯到5世纪的“异端教派”，聂斯托利到底是异端还是教会政治的受害者，其观点随后被曲解，部分原因是他的对手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的较高地位。在那个时候，基督教世界被一个困难的神学问题所撕裂，即耶稣基督是否可以既是真神又是真人，同时又是单一个体。人们如何看待造人之子的神和作为父亲的神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有些人认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聂斯托利支持“两个格位”的教义，基督既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只在道德上统一，而不是在本体论上的统一。

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们通过深入研究和反思后认为，“根据目前现有资料的立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聂斯托利并不支持这一学说，聂斯托利本人也不是‘聂斯托利派’。”事实上，直到目前为止，学者们都认为东方使徒教会在5世纪接受了这种邪说。应当说“聂斯托利教会”“聂斯托利派”的名称在正式的神学意义上是一个不正确的定位，尽管神学家聂斯托利被东方教会尊为教师和圣人。

总之，东方教会的神学不能被简单定义为聂斯托利派，东方教会也不接受聂斯托利教派这个指称。在中国，无论唐代的“波斯教”或“景教”名称，抑或元代的“也里可温”名称，都不足以指代中国从635年至元代结束之前的东方教会或东叙利亚基督教会，而且“波斯教”“景教”“也里可温”也都不等于聂斯托利派，把中世纪流行于中国的东叙利亚基督教统称为“景教”也欠妥当，根据目前学界共识，只有两个名称：一是“东方亚述教会”（或“东方使徒教会”，简称“东方教会”）；二是“东叙利亚基督教会”，这两个名称才是其名正言顺的指称。

一、作为东方教会的东叙利亚基督教

1.美索不达米亚丰厚的文明土壤。美索不达米亚孕育了悠久灿烂的古巴比伦文明。先后在这里登场的主要有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叙利亚人、迦勒底人、马其顿人、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舞台轮番上演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互鉴，也包括战争与和平、贸易与宗教、文明与野蛮、东方与西方的对话交流。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还从神话传说发展出了圣经文化。古代两河流域众多神话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创世神话，从中不仅可以找到天地与世间万物的来历，还可以找到关于人类自身起源的故事。《圣经》中的故事，很多都可以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神话中找到影子，比如《巴比伦创世神话》《吉尔伽美什史诗》等。

2.东方亚述教会及其东叙利亚基督教。东叙利亚基督教属“东方亚述教会”（也称“东方使徒教会”，简称“东方教会”），它在罗马帝国之外传播，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最不知名的教会，然而，在欧洲中世纪，东方教会在地理上的传播区域比任何西方教会都要辽阔得多。公元1～2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就有了基督教社区，这是帕提亚（安息）帝国的一部分，基督教于2世纪在奥斯罗恩（Osrhoene）获得了立足点。

直到4世纪初，随着主教的出现，基督教才成为教会历史所知道的规范意义上的正统教。第一批基督徒在波斯的埃德萨（Edessa，今土耳其乌尔法）呈现的是极其多样化状态。第一个把基督教带到东方的是那些从地中海到波斯湾和穿越中亚到中国的商人。由于埃德萨占据了一个贸易路线相交的位置，而地中海上的安提阿（Antioch，也称“安条克”）是罗马叙利亚省最具影响力的大都市，福音书从耶路撒冷穿过安提阿和埃德萨到达美索不达米亚，3世纪这里被波斯萨珊王朝统治，325年，在塞琉西亚—泰西封举行了一次会议，以处理主教之间的管辖权冲突。

410年在一次塞琉西亚—泰西泰会议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基督教社团宣布放弃对安提阿的所有服从，于是一些“西方”主教和塞琉西亚—泰西封的主教分别承担了宗主教教廷的地位。东叙利亚基督教会在以撒（Isaac）会议上，成为独立教廷的历史起点。通过这次会议，东方教会不仅重组和集中了，而且与西方的信仰和谐一致。在东方教义大纲中，尼西亚会议的信条出现在适合波斯教会的教义规范，在410年的塞琉西亚—泰西封教会会议上强调东方教会要与罗马帝国教会信仰保持一致性，罗马帝国教会教规还进行调整以满足东方教会的需要，根据当地波斯信经改变了其信条。

由于431年的君士坦丁堡的都主教聂斯托利派被误解和陷害，东方亚述教会从西方教会中分离出来，但东方亚述教会的神学不能被定义为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是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的学生，也是君士坦丁堡的都主教，他因为拒绝称圣母玛利亚为“上帝之母”（theotokos）而受到谴责，聂氏认为，玛利亚只能被称为“基督之母”（christotokos）。东叙利亚基督教等东方正统教派主张基督二性论，他的对手亚历山大的西里尔（Cyril）指责他把基督分成两个格位，但聂氏显然否认了这一点。

5～6世纪，东叙利亚基督徒从美索不达米亚沿着丝绸之路经呼罗珊、河中和七河地区穿越粟特人和突厥人的居住地，在伊索亚布二世（Ishoyahb Ⅱ，628～645年）期间，东方教会的传教士是已知的第一批到达长安的基督徒。10～14世纪，中亚和中国的突厥语族—蒙古—鞑靼部落的部分民众成为了基督徒。西亚一些国家的东叙利亚基督教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许多东叙利亚基督徒近几十年还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找到了新家。

3.叙利亚语文及其东方教会经典文本。埃德萨对叙利亚基督教的重要性最终影响到这个城市的阿拉美语东部方言，即“叙利亚语”区，并成为基督教这一分支的最权威的圣经和礼拜仪式的语言。阿拉美语是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迦南之间的亚述人、叙利亚人和迦勒底人等部落的母语，是圣经大部分经文的原始语言，也是塔木德的主要语言，还是耶稣的母语。阿拉美语东方方言是亚述语，后来被称为叙利亚语，起源于埃德萨，并从叙利亚广泛传播，阿拉美语西北方言主要是希伯来语，阿拉美语东南方言主要是阿拉伯语。

腓尼基文是世界最早的文字，由此发展出希伯来文、希腊文和阿拉美文字母，阿拉美文又发展出叙利亚文、婆罗米文和阿拉伯文。在埃德萨及其周围地区，幸存了大量1～3世纪前基督教叙利亚文的铭文。叙利亚文主要有三种字体：一是早期的福音体（Esṭrangelā），二是记录叙利亚语西部方言的线体或简体（Serṭā），三是记录叙利亚语东部方言的聂斯托利体或迦勒底体（Madenḥāyā）。

叙利亚基督教遗产通过叙利亚语传播，起初在安提阿，由于安提阿希腊化日益严重，东方教会与安提阿渐行渐远，然后在埃德萨、尼西比斯、摩苏尔、塞琉西亚—泰西封，尤其是后者成为5～8世纪的东叙利亚基督教会的中心，其使用叙利亚语文的传统一直保持至今，包括今天的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东方教会所属教堂其礼拜仪式都使用叙利亚语。东叙利亚基督教圣经被称为《佩希塔》（Peshitta，“简明的”“通行的”之意），是东方教会的官方圣经，大概是在5世纪最终形成。吐鲁番发现的《佩希塔》写本残片大约在9～14世纪之间。

东叙利亚基督教的祈祷书被称为《胡德拉》（Ḥudhrā，“循环”“周期”之意），是东方教会的正式礼拜仪式文本，最早的文本是10～11世纪，定型于12世纪，保存下来的写本多为16～17世纪的文献。西叙利亚基督教的祈祷书被称为《芬奇托》（Fenqitho），东西叙利亚基督教之间的礼拜仪式是不同的。

4.东方教会奠基人和重要思想家。东方教会的奠基人主要有戴奥多若（Diodor of Tarsus）及其学生狄奥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他们是东方教会之父。东方大主教的神学家争论基督教信条的主要是安提阿学派和亚历山大学派的信徒。前者的支持者从历史上的耶稣的人性出发，就像其在概要福音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然后试图理解作为人的耶稣如何能同时成为上帝。相比之下，后者从约翰福音的序言中的上帝的“道”（Word）开始，并试图理解“道成为肉身”意味着什么。

前者最重视耶稣的人类维度的整体，而后者则强调他的神性。因为安提克学派提到了基督的两种完整的本性，他们被称为“基督二性论”（Dyophysites，来自希腊语dyo和physis，“两种”“性质”）；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学派被称为“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es，“单一”或“自然”）或“基督一体论”（Miaphysites），因为他们倡导这两种性质的结合。

安提阿的信徒受到希腊主教塔尔苏斯的戴奥多若和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的影响，他们都属于安提阿的主教，并写作批判阿波利那留斯（Apollinarius）的“基督一体论”立场。戴奥多若的原则，第一，“我们更喜欢历史的，而不是寓言”；第二，意义，它与字面内容没有内在的联系，就像符号一样。粗略地说，安提阿的注释是理性的、概括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亚历山大的注释是神秘的、柏拉图式的和约翰式的。尽管戴奥多若强调了耶稣的人性和他的灵魂的完整性，但他也保持了完全的神性；对他来说，这两种本性是同时存在的，没有混合。

由于假定分离，戴奥多若可以通过提升道德发展人类耶稣的灵魂，达到完美的圣灵在约旦洗礼，同时，可以避免痛苦和死亡的神性。戴奥多若的学生狄奥多若进一步发展了安提阿的基督论，并成为东叙利亚教义之父。跟随他的老师，狄奥多若试图理解基督的统一，作为上帝的“道”的居所。“上帝想把自己裹在堕落的人性中，并重新升起它——他，由一个身体和一个不朽的、理性的灵魂组成。”和戴奥多若一样，狄奥多若区分了三位一体的第二格位，基督是父神的独生子，是玛利亚的儿子和大卫家的耶稣。

由于这种区别，对玛丽亚的定义争论爆发了，对聂斯托利的不幸命运做出了不公正的裁决。东方教会的著名神学家还有大巴拜（Babai the Great）、圣纳尔赛（Mar Narsai）、圣阿岱（Mar Addai）、圣阿盖（Mar Aggai）、圣马里（Mar Mari）、圣伊巴斯（Mar Ibas）等，他们都是东方教会的神学家和大学者，对东方教会的神学思想均有建树。

5.基督教世界的几大传统。基督教世界有几大传统，一是“拉丁西方”，即天主教世界；二是“希腊东方”，即东正教世界；三是“叙利亚东方”，就是以塞琉西亚—泰西封和巴格达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及其向东传教发展；四是新教，大约于16世纪之后兴起，主要分布在英国、德国、瑞士、北欧和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目前中国的基督教都属新教。

二、东叙利亚基督教在中亚的传播

东方教会在其历史的早期就是面向亚洲的。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主要经过中亚的三大区域到达中国：一是呼罗珊地区，包括木鹿、赫拉特、巴尔赫等；二是阿姆河、锡尔河流经的河中地区，包括塔什干、布哈拉、撒马尔罕、乌尔古特、片吉肯特等；三是七河地区，包括纳瓦凯特、苏亚伯、巴拉沙衮、托克马克、阿力麻里等。

1.呼罗珊地区。赫拉特和木鹿的东部是大夏（巴克特里亚）国，基督徒的存在4世纪就已经被记录下来了。公元360年，木鹿城（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里）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前往中亚河中的必经之地，在《塞尔特编年史》中提到一个巴沙巴（Bar Shabba）主教，他也在吐鲁番绿洲的东叙利亚基督教的布拉依克修道院出土的残片中被提到。在7世纪，根据编纂于680年左右的一个不知名的编年史的报道，木鹿城的都主教伊利亚斯让7世纪中期生活在锡尔河南部的突厥部落可汗皈依了基督教。然而，这些人不可能是第一批信仰基督教的突厥人，因为早在581年，额头上有十字架的突厥人就被关押在拜占庭监狱里了。宗主教蒂莫西奥斯一世（780～832年）也在他的一封信中写到了突厥汗王的皈依情况。

埃德萨的作家巴代桑（Bardaisan）的《国家律法之书》让我们知道，3～4世纪里海西南部和巴克特里亚有基督徒的存在。这可能是中亚地区对基督教最古老的说法了。在424年召开达迪索会议时，人们提到了塞格斯坦（Segestan）、赫拉特（位于今阿富汗西部）和木鹿主教的存在。在赫拉特，大约在585年有一个都主教，更北的木鹿城在544年成了一个都主教教区。在巴克特里亚的北部，沿着萨珊帝国的东部边界和乌浒水（即锡尔河）之外，传教士也开始了在嚈哒人（拜占庭人称之为白匈奴人）和突厥人中传教。大约在500年，当国王向宗主教圣阿坝（Mar Aba）一世（540～552年）请求他们派人建立一个主教区。到6世纪末，这一教区基督教人口数已经大体确立。

大约550年，嚈哒人要求请一个主教。当第一突厥汗国的部分突厥人迫使嚈哒人离开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地区时，木鹿城的都主教伊利亚在644年通过优于萨满教的魔法使他们改变了信仰。在土库曼斯坦，靠近木鹿古镇，考古学家在一个墓地发现了基督徒的墓葬（3～7世纪），还有一座教堂、一座修道院和其他宗教建筑。在土库曼斯坦南部的阿克—泰培（Ak-tepe），人们发现了刻有东方教会传统的十字架的印章，卡罗巴—科丘克（Kharoba-Kochuk）教堂的遗迹位于木鹿北部的道路边，可能建于5～6世纪并一直使用到11～12世纪，人们由此可以想象东方教会的建筑在中亚的样貌。

据说出资建长安义宁坊大秦寺并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伊斯（Issu或Jesbuzid），作为吐火罗牧师，他来自呼罗珊地区古代巴克特里亚（大夏）的古都巴尔赫（Balkh），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两件汉文基督教文献可能就是由他翻译的。

2.河中地区。历史和考古资料都证明了东方教会向中亚河中地区的传播。有都主教教堂首建于6～7世纪的撒马尔罕和赫拉特。缺乏传统基督教结构的教堂的证据在撒马尔罕保存下来，但历史学家称，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战斗导致在1256～1259年教堂被破坏。然而，在撒马尔罕以南30公里，乌尔古特之南的苏菲翁附近，用东叙利亚文福音体刻写有160多条简短的崖刻铭文和三个洞窟中发现的精心雕琢的十字架，证明了中世纪基督徒的存在。

10世纪的穆斯林地理学家伊本·霍卡尔已经指出，在这些短诗发现地附近有一个基督教机构。他描述了在撒马尔罕附近可能是聂斯托利教派修道院，他在970年访问了这个修道院。在撒马尔罕附近，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基督徒的修道院。1916年在乌尔古特地区偶然发现了一个8～11世纪的青铜香炉，装饰着新约的场景，后来又发现了一个由当地石板建造的小十字架，突出了该地的基督教过去。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东西方向的双层教堂，教堂以东约1.5公里处有古叙利亚文崖刻铭文。教堂的主入口是一个通向北中殿的拱形门廊，这很可能是主教堂。在诸多发现中最重要的是7～8世纪在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北部的瓦拉克沙、派肯特和片吉肯特（塔吉克斯坦）附近发现的硬币，背面是十字架（图1），正面是十字架装饰的王冠。

这些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只有城市或统治者才能铸造硬币。至少有14枚已知的硬币，正面有一只狮子，背面有一个十字架，它们是在7～8世纪初之间铸造的。在片吉肯特发现一块8世纪的陶瓷碎片和青铜十字架，陶瓷碎片上面有用叙利亚文福音体书写的叙利亚文圣经《佩希塔·诗篇》。在撒马尔罕发掘出的饰有东方教会十字架和其他一些基督教标志的骨罐，它们的考古年代可前溯至7世纪或更早，而东方教会宗主教对于这一地区的职权至迟在8世纪早期就已确立。在片吉肯特发现了7～8世纪的黏土陶片上带有《诗篇》的前两节片段，正字法错误表明作者是粟特人。大约在9世纪中期，丝绸之路上的撒马尔罕是“外部都主教区”之一，在距离撒马尔罕约35公里的现代乌尔古特地区，发现了大约25则叙利亚文崖刻铭文。

在13世纪建立的东方教会的25个大主教教区的省份中，有撒马尔罕，尽管亚洲基督教在10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而开始衰落，但撒马尔罕的教区仍然幸存了下来。根据巴尔·希伯来乌斯的说法，他们在1046年就有了一个大主教教区。波斯历史学家术兹札尼（Muhammad al-Juzjani，1193～1265年）讲述了1256～1259年间撒马尔罕基督教和穆斯林社区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基督教教堂的破坏。马可·波罗关于撒马尔罕的圣约翰浸信会教堂的报告，有大量的奇妙的细节，可以追溯到1275年。在叙利亚语《马尔·亚巴拉哈三世的历史》中提到了撒马尔罕的大主教教区的马尔·雅各布，在1281年在巴格达参加拉班·马可斯祝圣仪式的人中，来自中国的操突厥语族语言僧侣，被称为亚巴拉哈三世，东方教会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操突厥语族语言牧首。

1329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派他的主教到撒马尔罕，可能是为了说服非迦勒底人承认他的权威。1404年，卡斯提尔的亨利三世的特使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Ｒuy Gonzales de Clavijo）报告说，在撒马尔罕对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的袭击中，撒马尔罕有许多基督徒被帖木儿抓获。

图1 塔什干附近发现的基督教硬币背面，珍珠环内铸东方教会十字架（6～8世纪）

3.七河地区。七河地区曾是哈剌契丹西辽政权的中心，也曾是察合台汗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詹布林（Djambulin，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发现了一个5～6世纪的黏土罐，上面刻有叙利亚铭文。在9世纪，东叙利亚的基督教到达了巴尔喀什湖南部的七河地区，在那里发现一个6～7世纪的银碗，其内图案展现了三个场景，即耶稣的受难、埋葬和复活。在11世纪，最初由于伊拉克和波斯的宗教迫害，东方亚述教会逐渐扩展到中亚。东方教会宗主教提摩太（Timothy）在给拉班·瑟尔吉斯（Rabban Sergius）的一封信中，还提到他已为操突厥语部族任命了一位主教：“那时圣灵已为突厥人立了大主教。”

1954年，在伊塞克湖西边托克马克城的阿克—贝希姆（Aq-Beshim）遗址发掘了一座8世纪的基督教教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基督教统治者铸造的硬币，上面刻有“十字架”，今天保存在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里。该地区人口很可能由各突厥部落混合组成。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详细提到居住此地的居民是畏兀儿基督徒，还有像乃蛮（Nayman）、克烈和篾儿乞惕（Merkit）等，他还注意到那里被称作乃蛮的操突厥语部落的可汗是也里可温教徒；萨图克（Sartach）汗王“身边有许多基督教神父，弹奏乐器，歌功颂德”“回鹘人中的基督教徒在礼拜仪式中使用回鹘人的语言，并用其文字著书；在他们所有的城中都有基督教徒与他们混居。”

另外，发掘的墓碑中有一件墓主的身份是畏兀儿牧师。因此，可以初步推断楚河流域墓地所葬大部分为操突厥语部族的信徒。19世纪80年代在托克马克、比什凯克和纳瓦凯特三处墓地发掘了630块（大约568块刻有题记）形制大致相同的墓石。这些墓碑铭文图片和拓片陆续送交圣彼得堡著名的犹太学家丹尼尔·施沃尔森（D.Chwolson），他研究分析后认为，碑文的文字为古典叙利亚文福音体（Esṭrangelā），其语言为中世纪叙利亚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铭文的语言是12～14世纪的突厥语。

施沃尔森所刊布的墓碑铭文中有大约30件的铭文语言全部或大部分为中世纪突厥语，说明当地居民的口语使用突厥语。通过分析碑文上的语言可知，墓碑主人是基督徒。这些人大部分为操突厥语民族，大多去世于13～14世纪。塔什干历史博物馆存有一件七河地区发现的女牧师（kuštanČ，粟特语词）巴赫特西夏（Bahitsysša）之墓石（图2），她是波斯军队的将军伊斯帕萨拉（Ispahsalar）的母亲，塞琉西亚历法1573年，对应的公元纪年1261～1262年。

此外，这些逝者大部分为牧师，根据施沃尔森的计算，300个男性中有120人曾在教会中担任一定职位。1900～1902年，在中国新疆阿力麻里故城的一个墓地出土了21件同样的墓石，1904年秋季这些墓石由沙俄驻伊宁的领事送到在圣彼得堡的沙俄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这些墓碑以及随后数年间在楚河流域出土的墓碑先后被送往圣彼得堡的佩瓦尔·科科夫佐夫（Pavel Kokovtsov）教授处，他的研究陆续发表。然而不久，这种火热的墓地考古发掘工作就中止了，之后的发现多属偶然。

尽管部分墓碑藏于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或散布于俄国和后来苏联的各大博物馆和大学中，也有一部分由英国、芬兰和法国的博物馆或一些私人收藏家收藏。不幸的是，1939年，阿拉木图博物馆发生了一场火灾，藏于馆内的楚河流域出土的基督教徒墓石近500件被大火毁坏。此地的基督徒使用叙利亚语作为主要的宗教语言，东方教会历史上一贯如此。但在宗教场合之外，当时的人们使用叙利亚语的情形无从知晓。墓碑上错误的叙利亚文书写显示碑文撰写者的叙利亚语水平有限。

图2 一件女牧师巴赫特西夏之墓石，她是波斯军队将军伊斯帕萨拉之母，塞琉西亚历法1573年/公元1261～1262年，塔什干历史博物馆藏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东叙利亚基督徒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大约40年。亚美尼亚人还成功地与蒙古人建立了良好的联系。蒙古人在他们新赢得的领土上容忍基督教，蒙古统治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不受干扰的交通使东方教会的大主教与中亚传教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容易。东叙利亚基督教会把一系列的教堂建在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商人和传教士更方便传播基督教。在中亚、中国的内地、契丹和汗八里（北京）都有关于都主教教区，然而，他们之间的管辖权关系并不清楚。

三、东叙利亚基督教写本残片在高昌回鹘地区的发现

20世纪初，中国新疆地区吸引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瑞典以及日本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的“文化掠夺”活动。1902～1914年，德国普鲁士“探险队”四次来到吐鲁番，分别由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或阿尔伯特·冯·勒柯克率领，除了数千件的文物，他们还带回了20种文字和22种语言的4万件写本残片到柏林，除了汉文文献外，还发现了许多以前未知或鲜为人知的语言的案例，比如古突厥语、粟特语、吐火罗语和大夏语。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的基督教文本。

尽管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德国东西分裂，历史动荡不安，但这些写本残片中的绝大多数仍保存在柏林，分藏三个地点：一是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文献中心；二是柏林国家图书馆的东方部；三是达勒姆亚洲艺术博物馆。绝大多数写本的发现属于佛教或摩尼教内容，反映了吐鲁番的宗教环境。也发现了许多基督教写本残片，显然都来自东叙利亚教会文本。这些文本有单语的，也有双语的。单语种的写本残件有超过1100件基督教写本残片：其中519件叙利亚语，550件叙利亚文书写的粟特语（中古东伊朗语），50件粟特文粟特语，52件叙利亚文和回鹘文书写的回鹘语，3件新波斯语和1件中古波斯（巴列维语）写本残片，其地点位于吐鲁番布拉依克附近的“水房”修道院遗址，其年代在9～14世纪之间。

尽管叙利亚文写本只占吐鲁番发现文本总数的大约3%，但他们仍然证明了在高昌回鹘王国中存在一个繁荣的基督教社团。这519件叙利亚语残片中的绝大多数显然与东方教会有关。这些残片包含了广泛的类型，许多叙利亚语材料或者属于礼拜仪式文本，或者属于圣经文本，前者包括来自《胡德拉》的文本，后者包括叙利亚语—希腊语文本交替的双语《诗篇》。也有少量的祈愿护身符文献写本残片，一些命名特定的圣人，包括圣塔木西斯，以及被用来计算四旬斋节和复活节的历法日历文本。

少量杂项残片包括恢复脱发的制药专门配方，一封写给拜占庭官员的信的草稿，以及一个基督徒和一个犹太人之间讨论三位一体的对话。令人惊讶的是，只有几本圣徒传记是用叙利亚语写的；尤其是巴沙巴，他从美索不达米亚把基督教带到木鹿，还有一个未知的圣乔治的传说。这一小部分与现存的粟特语样本形成了鲜明对比，所有这些都是叙利亚语原文的翻译，包括塞拉皮翁和戴兰的约翰的生活。这519件叙利亚语残片材料来自“东方教会极东图书馆”，即布拉依克基督教图书馆遗址。

叙利亚文基督教文献按数量多少排序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礼仪祈祷书《胡德拉》文本，数量最大；二是圣经《佩希塔》文本，数量较大；三是圣诗等杂类（包括私人书信、祈愿文、历法和传记等），数量较少。已经整理出版的几种非文学文本，多是用叙利亚文线性字体书写的，可断代为10～12世纪。布拉依克出土的基督教双语写本多是礼仪性文本（主要是《新约》选文集写本和《诗篇》）。下面对布拉依克出土高昌回鹘时期双语类写本分别介绍。

1.布拉依克水房附近基督教修道院遗址发现的叙利亚文写本。从1905年开始，在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领导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普鲁士探险队（1904～1907年）在布拉依克水房附近基督教修道院遗址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基督教写本残片。与此同时，在吐鲁番绿洲的其他遗址也发现了一些基督教写本残片，即阿斯塔那、高昌、库鲁特卡和吐峪沟。和吐鲁番的其他发现一样，基督教的资料通常可以追溯到9～13世纪之间，即高昌回鹘时期。少数写本属于蒙古时代的文本，因为出现了某些在此之前没有发现的文字。几乎所有在吐鲁番发现的基督教文本都来源于东方教会或东叙利亚基督教传统。

布拉依克的基督教修道院的性质决定了在那里发现的文本类型，包括礼拜文本、圣经文本（《诗篇》和词典）、禁欲和历法文本、圣徒文本和私人祈祷小册子。大多数来自高昌回鹘地区基督教文本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语言：叙利亚语、粟特语和回鹘语。叙利亚语片段主要反映了核心性质的祈祷书和圣经文本，如《胡德拉》《佩希塔》和《诗篇》，但也有一些私人祈祷小册子和杂项文本，如巴沙巴的传说，“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对话”。许多基督教粟特语文本（多为叙利亚文字书写，少数为粟特文书写）包括《诗篇》、词典、宗教图形和禁欲文本。相对较少的基督教回鹘语文本（叙利亚文或回鹘文书写）有不同的类型，包括东方三博士的传说和婚礼祝福。

此外，还有另外两种波斯语言的基督教文本：著名的巴列维语诗篇的中波斯语和一些叙利亚文新波斯语残片，包括新波斯语药理学文本的片段。吐鲁番基督教图书馆项目目前由英国艺术和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总部位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OAS），旨在对所有出自吐鲁番的叙利亚文字写本片段进行分类整理编目和刊布出版，三个独立编目将在德国（VOHD）系列中出版。

来自吐鲁番的基督教材料中最有趣的是，它们向我们揭示了那里的基督教社区的多民族多语言状态。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点：叙利亚语一直被保持为礼拜仪式的主要语言，当地人的语言只被允许在礼拜仪式的特定部分使用，如赞美诗、《诗篇》和圣经阅读。在布拉依克发现的巴列维语《诗篇》可能被视为从波斯萨珊母教会的输入，在粟特语被提升为教会语言之前，礼拜仪式中使用中古波斯语，作为吐鲁番绿洲基督教社区历史上最早时期的一个特征。基督教粟特语写本的作者和读者可能在许多情况下都使用回鹘语。在修道院存在的最后阶段，回鹘语可能是日常事务的主要语言，尽管粟特语显然在文学和礼拜仪式中保留了除叙利亚语之外的语言。

2.叙利亚文书写的叙利亚语—粟特语双语片段。在吐鲁番的收藏中有17件叙利亚—粟特语双语写本残片，其中一些已经被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重新组合为原始的写本，是用叙利亚文书写的叙利亚语和粟特语写本，吐鲁番的材料表明，这种做法在说粟特语的基督徒中很常见。文本包括四种福音词典（N2-N5）、使徒保罗的书信（N6）和一种诗篇（N7），叙利亚文本的底本是叙利亚文圣经《佩希塔》版本。

福音选文（N3）的部分包括《路加福音》（2：10-20）和《马太福音》（2：1-3），圣诞节和圣诞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的福音读物。文本在叙利亚语原文和粟特语通俗译本之间交替。这些片段证明了叙利亚语和粟特语为高昌回鹘的基督教社区呈现圣经文本方面的重要性。叙利亚语显然有威望作为东方教会的礼拜语言，但为一个混合语的事实，圣经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也展示了其至关重要的角色作用，东方教会期望使用灵活的语言策略进行本土化努力。

3.叙利亚文书写的叙利亚语—新波斯语双语残片。两个片段一起保存在柏林不同的地方，最初形成了双语的叙利亚语—新波斯语《诗篇》仅存的双叶4面，同样是用叙利亚文书写的：编号MIK III 112（T II B 57），保存在德国达勒姆亚洲艺术博物馆，而编号SyrHT 153（T II B 64）保存在德国国家图书馆。根据叙利亚文圣经《佩希塔》版本中包含Ps：146-147：7（在马索拉英语圣经文本中出现在Ps：147：5-18）。

叙利亚语每一行后跟随新波斯语翻译，在修改的叙利亚文字适用于基督徒粟特语和基督徒波斯语，构成了已知的最早的从叙利亚语到新波斯语的翻译。有红字标出的写本SyrHT153，第2面第11行给出了叙利亚语诗篇的数目顺序，对应于叙利亚文圣经《佩希塔》的第147。与叙利亚语—粟特语双语的圣经选文一样，这个片段展示了礼拜语言（叙利亚语）和中亚新兴的通用语（新波斯语）的双重重要性。而不是满足于坚持用粟特语，基督徒愿意适应时代和采用新波斯语，在中亚说伊朗语的人群中，9～10世纪是取代粟特语的过程，特别是在粟特人的家乡，即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河中地区。

4.粟特文书写的叙利亚语—粟特语的双语残片。马丁·施瓦茨和克里斯蒂安·雷克描述了一篇叙利亚式赞美诗的14个残片，这些是用粟特文书写的，用这两种文字书写的基督教文本保存数量有限，实际上在高昌回鹘说粟特语的基督教徒似乎不那么常见。现存的片段中含有部分《诗篇》（5-6、19-20、23-24、28-30、50和51），都是明显从《佩希塔》翻译而来的。正如施瓦茨所指出的，“每篇《诗篇》的格式如下：（1）叙利亚语《诗篇》的数目编号；（2）粟特语《诗篇》的数目编号，由粟特语数字后跟序数后缀组成；（3）东叙利亚《诗篇》标题的粟特语翻译；（4）叙利亚语的开头诗句；（5）整个《诗篇》的粟特语翻译。”

虽然在粟特语《诗篇》中保存了叙利亚语的存在，但它更多的是为了展示，因为只有每首《诗篇》的首行（或半行）是用叙利亚语标出的。正如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件《诗篇》（以及另一篇《诗篇》的片段，第一个短语来自希腊语《诗篇》Ps.33）是用粟特文书写的，这一事实可能“表明它们是为普通教徒和僧侣使用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粟特语《诗篇》似乎表明吐鲁番基督徒希望更认同当地文化，而不受东方教会起源的美索不达米亚地理环境影响。

5.叙利亚文书写带有粟特语提示的叙利亚语文献。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6件残片，包括红色标出的带有悲伤指令的叙利亚文本。也许这些文本中最重要的是东叙利亚洗礼仪式礼拜书，提示粟特语牧师，保存在两个相邻的写本双面对开本中：写本SyrHT 88（T II B 46 No.4）和写本SyrHT 66（T II B 20 No.1）。这些带有粟特语提示的叙利亚语礼拜文本为这两种语言在祭司和其他庆祝礼拜仪式的生活中提供了有趣的注解。这些文本本身是用叙利亚语写的，这表明它们是由那些接受过祭司训练的人用这种语言记忆的。然而，这些指示是用粟特语写的，再次展示了吐鲁番基督教社区中大多数人使用的通用语，至少在最初是这样。同样有趣的是，叙利亚语，而不是粟特语，通常用于标准的基督教术语，如“油”“祭坛”“十字架”和“殉道者”等。

6.叙利亚语历法残片。来自高昌回鹘地区的基督教写本残片包括8个似乎来自叙利亚语历法残片，其中6件背面是粟特语。虽然抄写者的相似之处表明这些片段可能来自相同的原稿，但它们是如此的少而小，在这一点上不可能重建原始文本。现存的残段为写本SyrHT67-70（T II B 22 No.2），其中一个是粟特文书写叙利亚语残片，另外两个片段，So 15850（T III TVB）和U3858，在另一边也有粟特文叙利亚日历表。

7.带有多语言旁注和涂改的叙利亚语写本。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9件残片，其中包含叙利亚文字或覆盖叙利亚文字的旁注。写本44 SyrHT 48和49（T II B 11 No.11）是叙利亚语《新约》选文的双面对开本，以阅读为特色的《罗马书》（Ｒom：1：24—2：6），用于大斋节的第一个星期一和第一个星期二的文本。写本SyrHT83和写本SyrHT84书边被回鹘语覆盖，可以看到有突厥文字母和叙利亚文的涂鸦。墨水的颜色和一定程度上的文字特征可能表明，书写的线条可能是同一个人。

8.回鹘文叙利亚语写本残片。至少有三篇写本残片显示从叙利亚语音译为回鹘文的。写本SyrHT 124（T II B 58 No.2a）是来自《胡德拉》的另一个片段。虽然第二面似乎是《胡德拉》“H”的最后一页，但第一面，最后一页的背面，有叙利亚语回鹘文，似乎来自同一抄写员之手。吐鲁番收集的真正的宝藏之一是一件写本，有9叶双面：其中8叶保存在国家图书馆（SyrHT 20-27），一叶保存在亚洲艺术博物馆（MIK HI 58）（T II B 10），所有的叙利亚语写本都用回鹘文书写。冯·勒柯克和皮特·茨默简单提到过，它仍未刊布。它是来自《诗篇》（大约三分之二）和《胡德拉》（大约三分之一）的段落的混合物。

9.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混合残片。根据皮特·茨默的描述，写本U338（TIIB41，No.1）是一本由10页对开本组成的小册子。它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用叙利亚文回鹘语写的祈祷文，中间夹写两行叙利亚语；二是用回鹘语写的题跋，给出日期（牛年），抄写员的名字（巴库兹=巴克斯），并要求将功德转让给抄写员的父亲尤南（约翰）；三是一个长叙利亚语章节；四是一种有所不同的祈祷文本，用回鹘文书写（见图3）。

祈祷文描述了“救世主，我们的主弥赛亚”如何“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拯救我们的灵魂”，祈求祝福可能会降临到“基督徒”，ärkäkütlär（词根 复数词尾），是ärkägün双复数词尾形式，在蒙元时期常用来指基督徒，该词在蒙元时代前未曾出现过，皮特·茨默推测，这可能被用作帮助孩子们学习写这两种文字的练习册。写本U5545（TIIB9［?］）实际上是三种语言的，一面是回鹘文字，但还没有完全破译；第二面包含4行横写的叙利亚文叙利亚语和叙利亚文粟特语，还有一行竖写的叙利亚语，体现了2或3个不同的笔体。

图3 回鹘文祈祷文残片，编号U338残本第19面

总之，在高昌回鹘地区双语《诗篇》和选文的出现表明了将叙利亚语圣经《佩希塔》翻译成当地语言的重要性，虽然东方教会保留了叙利亚语作为礼拜仪式的主要语言，但也允许将圣经和其他文本翻译成回鹘语、粟特语或新波斯语。包含在叙利亚礼拜仪式文本提示语的粟特语再次显示后者在高昌回鹘基督教社区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由于诗篇和其他礼拜仪式的不断重复，当地的基督徒很熟悉这些礼拜文本，当他们把它们音译为回鹘语文时，他们保留了这些文本的正确发音，教会使那些不熟悉叙利亚语文的信徒能够继续赞颂礼拜仪式，并在世界各地的东叙利亚教会的实践中一直延续到今天。

四、从叙利亚语残片看东方教会与高昌回鹘的联系

高昌回鹘地区发现的叙利亚文写本数量最多的就是祈祷书文本，祈祷书文本基本都来自东方教会的礼拜用祈祷书《胡德拉》，其中“包含了整个礼仪年周期内唱诗班为神圣的日课而吟唱的可变圣歌和弥撒”。这说明，这在高昌回鹘地区以某种形式循环得以维持。根据古典的和文本的标准，至少鉴别出21种不同的《胡德拉》版本（约190个片段），其中一种数量最多也更重要的是编号为MIK III 45写本残件。

1.可能完成于摩苏尔的现存最早的一件《胡德拉》（MIK III 45）残本

祈祷书MIK III 45残件由61叶组成，没有扉页和跋语；它最初可能有200叶。在其完整的形式下，编号MIK III 45写本将为整个东方教会的教会年提供完整的日课和圣餐循环，并可能被描述为某种类型的《礼拜杂录》或《礼拜书》。1905年，爱德华·萨绍（Eduard Sachau）在使用冯·勒柯克发送的照片时，将写本追溯到10～12世纪，但认为也可能更古老。编号MIK III45写本的现存内容结构包括（r=正面，v=背面）：

A.1r-7r=祈祷日课，包括6个星期五，一开始不完整；

B.7r-21r=圣徒日课：为期一周的仪式。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圣希尔（Mart Shir）与她的同伴圣巴萨巴（Mar Baršabbā）和圣扎万多克特（Zarvandukt）（7r-13r）；二是圣赛尔吉斯（Mar Sargis）主教、圣巴考斯（Mar Bakos）主教（13r-19r）；三是“所有圣徒在一起”的一天的日课周期（19r-21r）；本节以“全年周期的仪式和教规的此卷完毕”结束（21r）。

C.21a-27b=为一新教堂祝圣举行的仪式。

D.27b-33a=普通日子赞美诗（Onyata），包括背诵尼西比斯主教巴扫玛的祷文（见图4）。

图4 叙利亚语写本MIK III 45第25叶，背面11.27-30，红字标注“尼西比斯主教巴扫玛”

E.33a-53b=为所有圣职（牧师和执事）的葬礼仪式（33a-40b），为另一个bnayqyama（40b-41b）和为普通信众（41b-43b）背诵对联（memre）（43v-51v）和祈祷文（52v）。

F.54b-61b=为各种场合的赞美诗（Onyata），包括干旱、地震、教会的圣餐、寻找十字架、天使报喜节、耶稣诞生、圣玛丽亚姆和主显节等；可能在开始和结尾都不完整。

此写本打开了认识东方教会传教士进入高昌回鹘地区基督教堂祈祷仪式的一扇重要门户，同时表明它维护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东方教会“母教会”的礼拜传统。在写本第7页正面上的“圣人日课”清单，以大标题“圣希尔（Mart Shir）福音传道者的礼拜一”开始（MIK III 45 fol. 7v l.14）。这样做，它把以前的萨珊王朝的女王放在了突出的位置。通过命名“福音传道者”，她的“纪念一周”的引言明确地要将基督教带到木鹿城的荣誉给予她。

圣巴萨巴，据称是木鹿城的第一位主教，和扎万多克特（扎万的女儿），一个不知名的人物，可能是服侍女王的女士，直到晚些时候才被介绍。副句“两只鸽子和一只鹰飞过来，从塞琉西亚—泰西封来；他们在十字架的树枝上筑巢。小鸡长大了，飞起来，为上帝唱着赞歌。”（MIK III 45 fol.11vl.26-fol.12rl.1）；该写本纪念圣希尔为福音传道者，鸟类学意象被用来展示所有三位圣徒如何参与“传播话语”：“在耶稣的力量下，他们出来了。他们三个人把他的福音给了木鹿。

鹰是巴萨巴，圣希尔和扎万多克是鸽子。在木鹿的教堂里建造了鸟巢。受洗的小鸡在歌唱”（MIK III 45 fol.12r ll.3-6）。与没有巴萨巴和扎万多克特的传记细节形成对比的是，圣希尔的皇室关系在一些场合被歌颂：“受祝福的希尔王后走出宫殿，离开了她的王冠和她尊敬的国家。她爱天上的国王”（MIK III 45 fol.13r ll.11-13），以及“圣灵已编织好并佩戴在希尔王后的头上，其冠冕多么荣光，王冠是多么美丽。她那高贵的灵魂在使徒、牧师、殉道者和忏悔者的队伍中是多么的快乐。代替被她遗弃的君王的床，她坐在王国荣耀的宝座上，在天上新郎的右边，参加不会逝去的宴会”（MIK III 45 fol.12r ll.11-17）。说明这件祈祷书或者是直接从东方教会的教廷塞琉西亚—泰西封而来，或者是经由木鹿辗转而来到高昌回鹘之地的。

写本MIK III 45十分重要。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艾瑞卡·韩特和当代东方亚述教会大公牧首马尔阿瓦三世（Mar Awa III）的最新研究，礼仪祈祷的主要规定都来自祈祷书《胡德拉》及其前身和变体《伽扎》（Gazza）或《潘奇塔》（Penqīthā）等，这些礼仪文本都是早期在伊拉克摩苏尔的上修道院制定和编纂完成的。高昌回鹘这件祈祷书《胡德拉》版本比现存摩苏尔的公认最早的马尔伊夏亚（Mar Eša‘ya，属于摩苏尔教区）的《胡德拉》（年代为10～11世纪）版本要早近一个世纪，因为它保留了更多更早的祈祷书元素，并认为这件祈祷书可能就在9～10世纪写于摩苏尔的上修道院。

经过该残卷收藏机构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771～884年，但根据造纸的西传时间和高昌回鹘汗国布拉依克城镇始建时间约在930年前后，我们认为这件文本可以断代为10世纪。由此它不仅成为写在纸上的最古老的叙利亚手稿，也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祈祷书《胡德拉》版本。该写本不仅跟现代东方亚述教会的祈祷书《胡德拉》有差别，就是跟早期的《胡德拉》也不同，它保留了美索不达米亚摩苏尔原始文本的样貌。

吐鲁番的布拉依克修道院的残片提供了我们对东方教会这个遥远前哨高昌回鹘的进一步认识，它在这个教会中运行了几个世纪，在高昌回鹘和粟特居民中传播可能最晚到14世纪。高昌回鹘的东叙利亚基督教信仰，在东方教会史资料和东叙利亚作家著述中都没有提及，高昌回鹘的修道院一定代表了萨珊帝国内部或周边一些现在未知的宗教社团的礼仪传统。这些片段让我们洞见了东方教会在语言多样化的高昌回鹘境内如何发挥作用的。回鹘语残片和《诗篇》翻译成新波斯和中波斯语（巴列维语）以及粟特语证明了为了满足不同民众的需要，传教士是如何履行其使命的。

这种语言的灵活性确保了信仰者融入回鹘语和粟特语的社会环境。这种多语状态与叙利亚语的礼拜仪式略有不同，但其功能是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东方教会在神学和精神上保持牢固的联系。关于MIK III 45写本是如何以及何时被带到高昌回鹘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揭秘；这或许是为了一个教堂的祝圣仪式或另一个重要的庆祝活动，目前不得而知。高昌回鹘的僧侣和信众在“圣徒日课”吟唱圣希尔的纪念圣歌，他们记得一位伟大的“波斯皇后”，通过她的努力，基督教被植入木鹿城，从那里再往东来到了高昌回鹘境内。作为圣坛奉献仪式的一部分，诵读巴扫玛的祷文，肯定了东方教会的地方遗产，充分体现了高昌回鹘与塞琉西亚—泰西封的密切联系。

2.体现东方教会神学传统的《胡德拉》（SyrHT 80）残片

东方教会的传教士们可能从美索不达米亚的长途旅行中携带了部分经典，有的可能是在位于中亚都主教或高昌回鹘之地的修道院抄写制作的，包括在吐鲁番绿洲的布拉依克修道院写成的。从古文字学角度上看，这些残片的年代暂定在9～13世纪之间，14世纪可能是其终点。修道院建立的年代还不清楚，可能建立于8世纪或9世纪，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修道院只是东方教会在6～9世纪引入中亚后建立的众多机构之一，从那里沿着丝路再传播到中国。

东方教会安提阿神学传统的遗产在编号为SyrHT80（T II B 42 No.1a，versoll.6-11）文献中被清楚地反映，这是一件礼仪书《胡德拉》的片段，内容是礼拜五对殉道者的赞颂和纪念约翰施洗的二者有机结合。

叙利亚文片段原文：

翻译：基于西门彼得真理的基础，建立了正统的戴奥多若（Diodore）和狄奥多若（Theodore），与聂斯托利和伟大的遏拂林（Ephrem），与圣纳尔赛（Mar Narsai）和（贝斯拉班的）圣亚伯拉罕（Mar Abraham）。

写本特别提到西门彼得，他是传道者、真正的信徒、殉道者甚至是最早的教皇和圣人，跟耶稣一起度过的时光在权威的《四福音书》中有所记载，他成为了早期教会中第一个被耶稣授予圣职的信徒，彼得见证了很多耶稣创造的奇迹，而且和约翰以及詹姆斯一起目睹了耶稣变容时神的荣光，他最后来到了安提阿，在那里建立了一座教堂并当了7年主教。而东方教会的神学起点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然后于410年转移到埃德萨，498年芝诺国王关闭了埃德萨神学院后，圣纳尔赛等神学家和学生就逃移到尼西比斯，在那里建立了很有影响力的尼西比斯学派。

君士坦丁堡的都主教聂斯托利，伟大的神学家代表戴奥多若（Diodore of Tarsus）及其学生狄奥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诗人和神学家遏拂林（Ephrem）和尼西比斯学派的神学家圣纳尔赛，这些“解经者”都明确地将修道院固定在东叙利亚的神学传统中。同时，圣亚伯拉罕东方教会宗主教（Mar Abraham III，905～937年）传统上与著名的尼西比斯学派有关，回忆东方教会的讲授遗产，而引用“伟大的遏拂林”和圣纳尔赛（Mar Narsai）唤起人们对5世纪末（498年）东西教会分裂之前叙利亚基督教的黄金时代的回忆。

许多写本都被认为来自《胡德拉》，这是东方教会的重要礼拜书，“包含了整个礼仪年周期内唱诗班为神圣的日课而吟唱的可变圣歌和弥撒。”来自高昌回鹘的叙利亚文残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祈祷书和圣经。叙利亚语《诗篇》在高昌回鹘有很好的表现，它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粟特语和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新波斯语突出了它在说伊朗语族的人群中的传播。同样，有八叶叙利亚语《诗篇》被翻译成回鹘语，说明了它在高昌回鹘主体民众中的传播。与《诗篇》的语言多样性形成对比的是，大量的礼拜仪式片段几乎都是用叙利亚语写成的。这些残片提供了关于中世纪东方教会在其广阔教区的礼拜仪式的宝贵原始信息。

总之，在中亚发现的东方教会遗址遗物和在吐鲁番发现的叙利亚文基督教文献残片，反映了6～13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东方教会在中亚和高昌回鹘基督徒社团中的传播情况以及东方教会6～10世纪的神学传统，为我们深入认识中亚和高昌回鹘的东叙利亚基督教提供了有力证据和材料。目前为止收藏在国外的叙利亚文写本研究刊布的文献只是在吐鲁番所获所有文献的很少一部分，随着更多写本的整理刊布，我们对高昌回鹘时期当地居民的东叙利亚基督教信仰会有更全面的认知。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柏林科学院吐鲁番文献中心研究员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博士、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柳博赟博士、大理大学法学院彭红军博士、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谭大卫博士等在资料和知识分享等方面给予的热情帮助，特此鸣谢!）

【注】文章原载于《西域研究》2023 年第3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