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典型的弃妇诗：张莉，徐雁平桃花扇题辞的文本生成与诗学特质

《桃花扇》

《桃花扇》成书于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四十七年产生第一个刻本，即康熙戊子刻本。此后，《桃花扇》陆续刊刻，正文前后都附有题辞，此外还有脱离原书的题辞。此类题辞甚多，历代均有人指出。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二十七收录侯铨《题〈桃花扇传奇〉》诗时，便在第一首诗末称“赋此题者甚多”；郭麐也说“旧人题《桃花扇传奇》者甚多”。今人袁行云亦称“至咏《桃花扇传奇》及观演《桃花扇》剧诗，散见后人诗集者极多。光绪间兰雪堂刻本《桃花扇》卷首载诸家题词，什不一二耳，……较诸咏《长生殿》，清代士夫多趋尚此南明亡国故事”，并且列举了数十位题咏过此剧的诗人。《桃花扇传奇》的题辞，笔者初步辑得八十三家诗词四百首，题辞与《桃花扇》有丰富的互文关系，本文将以题辞为中心考察其文体的生成与具体特征。

（一）诗体的选择

《桃花扇》题辞从乾隆三十九年开始不断涌现，康乾至道光中期，题辞产生的频率较高，道光中后期直至光绪中期似乎有个低回的过程，清末几年间的频率又重新变高。题辞形式颇为丰富，有诗有词，诗可分为古体与近体，古体有歌行，近体有律诗、绝句。对八十三家题辞稍作统计，以词题者仅厉鹗、张世进、张坝、杨夔生、易顺鼎、陈芸六人，其余均以诗题。就诗而言，三种形式数量分布不均，选择歌行者仅孔传铎、孔传鋕、刘中柱、帅家相、吴璜五人，选择律诗者有商盘、孙士毅、石卓槐（亦有八首绝句）、韩是升、潘学植等十五人，其他五十余人都以绝句题。此外，词、歌行体诗都以单篇形式出现，律诗、绝句则以联章为常。

题辞的形式与《桃花扇》本身密不可分。侯李爱情是此剧主线，但从剧作篇幅分配来看，着力于侯李爱情者仅十几出，还不及全剧二分之一，其他均在描写军国大业。正如孔尚任自己所言，他写此剧的目的在于:“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激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早期《桃花扇》题辞的形式是歌行和联章绝句，在《桃花扇》尚未刊刻之时业已产生。歌行长于叙事，长短可根据作者的需要进行调整，传奇有关情与兴亡的主体故事在这一体裁中可以不受限制地完整呈现，并可在诗文的结尾部分加上主观感慨和对剧作的评价，是一种较为实用的体裁。但歌行既长于叙事，相应也有一定的限制，如在抒情、议论方面较弱，不能随心所欲。

《桃花扇》中故事很多，然而适合进入歌行者仅有侯李之情与南明兴亡，其他均只能作为辅助而不能成为主线，因而写作的雷同便不可避免，妨碍了歌行的继续创作。相对而言，绝句在容量上远不足以与歌行抗衡，却简短隽永，可就一个小问题进行阐发和评论，随意却可深入表里。《桃花扇》一剧有两大故事系统，人物形象均鲜活饱满，从君臣才子、青楼歌妓到江湖艺人均有可歌可叹之处。歌行不足以表现个体的命运与性格，而绝句反而成了一种较为适宜的形式，可在短短二十或二十余字中融情、理、事为一体，同时，单首诗容量太少，联章诗便成为一种有效的形式。清代大型组诗成批涌现，也表现了清人对诗体容量、诗形态改造的一种实践。

《桃花扇》的刊本在正文之外都附有题辞，各种版本虽存在一定差异，但题辞却集中于田雯、陈于王、王苹、唐肇、朱永龄、宋荦、吴陈琰、王特选、金埴数家。早期题辞中，歌行比例已不如联章绝句，但尚未到绝迹的地步，其没落和联章绝句的兴盛不仅同自身的体制相关，更与《桃花扇》刻本相关。康熙刻本中，未收孔传铎、孔传鋕兄弟及刘中柱等三首歌行。可以推知，当时对题辞的认定只限于近体，不将歌行包括在内。这一认知持续的时间也许不长，然而这个版本是早期流行的版本，示范作用不容忽视。

但不论原因为何，歌行题辞作品终究未能进入《桃花扇》刻本系统，也未能完成其“经典化”，直至清末，仅有帅家相于乾隆十五年作《观何三十二〈桃花扇〉剧题辞作》一首，吴璜于乾隆二十五年作《裂扇歌》一首，此后歌行便销声匿迹。康熙以后的两首歌行都出现在乾隆前期，大概也因前辈歌行作品的影响尚有余波，而后波澜已尽，被《桃花扇》刻本选择并依附刻本存在的题辞作品形式才成了主流，随着刻本的传播而深入人心，在形式、内容等方面影响了后人的创作。

以联章绝句形式出现的题辞关注最多的为人物，其次才是兴亡之感及对作家、作品的评介，而且兴亡之感在很多情况下是寓于人物中的。题材的选择同联章绝句的形式选择密不可分。兴亡之感、作品评介当然都可入诗，但这些感受评介相对偏于笼统，如果不借助特定的人事单独抒写，恐怕也不能多及。作品作家评介相对过实，不利于发挥，两者或可作为联章的首尾来处理，而对人物及代表事件的关注则可以任意关注。这也是联章绝句这一形式给题辞带来的反作用力。

孔尚任

（二）早期核心题辞的影响

《桃花扇》题辞众多，然八十三家共四百首题辞作品，完全脱离其他作品的影响而自成一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所有的作品创作动机是同一部《桃花扇》﹐相似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种相似除了创作动机及表现内容的一致之外，还有其他原因。

早期题辞者中最富盛名的要数田雯和宋荦。田雯是孔尚任同乡，极力推崇《桃花扇》﹐并促成此剧的演出和推广。孔尚任不无感激，因而田雯的题辞作品可看作传奇在未成名之前得到的最初认同，甚至是有力的评价文字与推介广告。宋荦出生于河南商丘降清大僚之家，师从侯方域，而侯方域恰巧是这部剧作的主人公，这份特殊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作品与田雯及早期其他作品呈现出差异，也让他的作品成为另一个关注中心。

田雯、宋荦与《桃花扇》的因缘已经足以使二人的题辞作品不致受到忽视，而他们的身份地位则更让其作品脱颖而出。在清初，田雯与宋荦便已是文名赫赫，同王又旦、叶封等人并称“辇下十子”，驰誉京师，并以诗名海内；在仕途上，二人亦颇为顺利，均是清初名臣。文学成就加上声名地位让他们的作品拥有了更充实的影响力，成为早期处于核心地位的《桃花扇》题辞，并影响其他作品。因此有必要先分析田雯与宋荦二人题辞的典范性。

题《桃花扇传奇》绝句六首

田雯

—例降旗出石头，

乌啼枫落袜陵秋。

南朝剩有伤心泪，

更向胭脂井畔流。

白马青丝动地哀，

教坊初赐柳圈回。

春灯燕子桃花笑，

笺奏新词狎客来。

江湖无赖弄潺溪，

一载春风化杜鹃。

却怪齐梁痴帝子，

莫愁湖上住年年。

商丘公子多情甚，

水调词头吊六朝。

眼底忽成千古恨，

酒钩歌扇总无聊。

零落桃花咽水流，

垂杨憔悴暮蝉愁。

香娥不比圆圆妓，

门闭秦淮古渡头。

锦瑟消沉怨夕阳，

低回旧院断人肠。

寇家姊妹知何处，

更惜风流郑妥娘。

观《桃花扇传奇》漫题六绝句

宋荦

中原公子说侯生，

文笔曾高复社名。

今日梨园谱遗事，

何妨儿女有深情。

南渡真成傀儡场，

一时党祸剧披猖。

翩翩高致堪摹写，

侥幸千秋是李香。

气压宁南惟倜傥，

书投光禄杂诙谐。

凭空撰出桃花扇，

一段风流也自佳。

血作桃花寄怨孤，

天涯把扇几长吁。

不知壮悔高堂下，

入骨相思悔得无。

陈昊名士镇周旋，

狎客追欢向酒边。

何意尘扬东海日，

江南留得李龟年。

新词不让长生殿，

幽韵全分玉茗堂。

泉下故人呼欲出，

旗亭樽酒一沾裳。

田雯的六首题辞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剧作给他的整体感受，今昔之感十分强烈，前四首均如此，只有写李香君一首，虽情感上仍与上面相承，但着眼点在李香君的个人品质。末首，他又重新回到他所熟悉并沉醉的气氛中。六首诗以情贯之，顺流而下，只提到侯李二人，并且对候无太多的关注。宋荦与侯方域是同乡，与侯亦师亦友，这份因缘自然让他对于此剧有不同的理解。他的诗直接从侯方域、李香君、柳敬亭入手，，因其与侯方域的特殊关系，加入了一些事实和剧情的对照，这一对照也正可以说明他对剧中情节相对历史的正误十分敏感，但他知道剧作就是剧作，并未过多评价，接下来描写剧中侯李之情、南明政治态势，最后对孔尚任的剧作进行了整体评价。

联系后来作品，宋荦的表达程式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这与其模式更具可操作性相关。田雯的题辞意韵悠远，然而几乎全从抽象的情感出发，稍嫌赘言；宋荦则不同，指向具体的人物、情境就无重复之病，发挥余地更大。宋荦的写作方式更为人接受，但田雯的情韵及对南明一载兴亡的叹咏也深入人心，因而后来题辞者实际上综合了二人的写作；将兴亡感概和作家、作品评介作为联章的首尾，中间填充入多个人物与故事。在田、宋二人诗中，涉及人物其实很少，对于后来者而言，剧中人物几乎没有任何禁忌地进入了题辞中，这种现象其实在二人以外的早期题辞中已有端倪，如陈于王、吴陈琰等，此后更多。

除表达程式之外，后人在具体诗歌的写作上也受到了前人诸多影响。

玉茗青藤欲比肩，石渠俎豆在临川。浓香绝艳知多少，不及兴亡扇底传。

这是王苹的最后一首题辞，说孔尚任的才华十分突出，与徐渭、汤显祖相当，但相比依艳绮丽的剧作风格，孔尚任将南明一载兴亡故事都寓于一把桃花扇的深意则更为高妙。沈初的第一首诗为:“拍板门槌又一宗，才人吐属致玲珑。千秋燕子楼头月，合配桃花扇底风。”这首诗同样赞美孔尚任，前两句赞其才华，后两句用唐代关盼盼于燕子楼中守节的故事，同桃花扇的故事相对，虽然与王苹的着眼点不同，却在结构上十分相似。一个突出小小一柄桃花扇主题之宏大，另一个突出桃花扇所蕴含情感历时弥坚之真挚，都将广阔的时间空间内容浓缩到微小的桃花扇上。这种手法在与‘具体的“桃花扇或加以“抽象“的桃花扇相关时显得十分常见，宋之睿的两首诗就是代表:

铁索长江咽晚潮，袜陵一望景萧条。英雄儿女无穷恨，都向桃花扇底描。

词成付与小优吟，嚼征含商叶雅音。江左兴亡归一扇，须知作易有忧心。

这两首诗相对前面的诗而言，承继关系一目了然，然而与桃花扇相关的兴亡则更为具体化，从宏阔无边的兴亡和千载流转中的情感转向了具体的“英雄儿女”之“无穷恨”和“江左”一载王朝，这种由“多”而“一“的对比依旧强烈，，孕育出的无限张力并未改变。这种方式越往后运用得越多，且十分纯熟，如王斯年“终古兴亡只梦中，不分儿女与英雄。甲申三月烽烟塞，并作桃花一扇红”，葛其龙“妆阁荒凉锁碧苔，桃花落尽有谁栽。却从一柄歌姬扇，演出南朝大局来”，它们都是在前人影响下产生的作品，写作手法、表达意蕴甚至用词都很接近；同时，它们也追求新变，将前辈们所表达的那些空阔的情感向更细致、具体的方向研磨，虽不一定比前辈更好，至少说明了后来者接受前人遗产时的态度。

《桃花扇》一剧书写南明兴亡遗事，动荡易代特质让典故成了《桃花扇》题辞作品中十分重要的部分，而这些典故同样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宋荦的第五首题辞运用了两个典故，东海扬尘及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事。东海扬尘意指南明仅一载便人事两相异，江南的李龟年指的苏昆生。宋荦以后用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典的，还有陈寿祺“明月西宫思贺老，落花南国见龟年”，李彦章“善才已死龟年老，谁醉佳人锦瑟傍”，陈偕灿“故国魂消何满子，江南春老李龟年”等，与宋荦的用法十分相似。

从音乐入手的典故还有两套，一是南朝陈后主《玉树后庭花》，一是安史之乱中的《霓裳舞衣曲》、渔阳螫鼓。与音乐相关的典故出现得如此频繁与《桃花扇》中提到的两部剧作―—阮大铖的《春灯谜》《燕子笺》相关在南明生死存亡之时，福王仍沉浸在这两部剧作中不能自拔，弃家国于不顾，两部剧作正如安史之乱中的《霓裳舞衣曲》、南朝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成了亡国之音。现将有代表性的题辞列入下表（见表1）:

田雯题辞中，“春灯”“燕子“很明显指阮大铖的两部传奇剧作《春灯谜》《燕子笺》，对阮剧的批判和对《桃花扇》的褒扬不言而喻，然而表述上还是比较含蓄的。在田雯之后，把“春灯”“燕子”“桃花”安排在同一句话中的情况时有出现。

（一）前代怀古咏史诗的遗韵

田雯的第一首题辞“一例降旗出石头，乌啼枫落袜陵秋。南朝剩有伤心泪，更向胭脂井畔流”，让人想到刘禹锡的成句“—片降幡出石头”。从用韵情况来看，二人皆用尤韵，且田雯所用三个韵脚就是刘禹锡所用的后三个。在怀古诗中，尤韵被运用的较多，流、秋悠、愁等为常见韵脚，而在有关金陵的作品中，因南京别称石头城，头也会被经常使用，这些通用的韵脚定下了某种诗歌经验的规范。从田雯的这首诗中，不难看出这种惯性的强大，虽然所采用的形式不一样，但是对于南方王朝的败落以及萧瑟秋景的关注却十分一致。由此可见，《桃花扇》题辞的产生就是以前代怀古作品作为基础和养料的，前代的悠远情怀、兴亡之感等在《桃花扇》题辞中因主题的契合均有充分的表现。此外，另一种产生时代较刘氏作品晚得多的作品一定与《桃花扇》题辞间有更多纷繁复杂的联系。

秦淮杂诗十四首

王士祯

年来断肠袜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其一）

新歌细字写冰纨，小部君王带笑看。千载秦淮呜咽水，不应仍恨孔都官。（其八）……

王士祯为诗坛盟主，这组《秦淮杂诗》是顺治辛丑（1661年）馆于秦淮布衣丁继之家中时作。他当时距秦淮甚近，再加上丁继之少时曾习声伎，经常出入旧院中，得见马湘兰、沙宛在、脱十娘等，故能屡屡道及当时曲中遗事。作者拾掇丁氏所述及耳目所接，分别写成这组伤时吊古的诗篇，题为《秦淮杂诗》。据郑澍若《虞初续志》记载，“秦淮杂诗自渔洋山人后作者如林，美不胜录”，足见王士祯开始的这股“秦淮杂咏”风潮之繁盛。王士祯开创了一种七言绝句联章的“杂咏”范式，这种范式在后辈诗人那里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王士祯这组诗的关注对象与《桃花扇》中叙写的内容非常接近，因而将这组诗与《桃花扇》题辞放在一起考虑便不只是可行的联想，而是一种必要的需求。王士祯的这组诗在《桃花扇》前近四十年产生，就王士祯在清诗中的地位及这组诗的盛名，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大部分诗人均读过，至少是知道这组诗的存在。

最初的《桃花扇》经典题辞作品采用联章绝句形式，除上文探讨的几种原因外，必然还有王士植作品的潜在示范。这组作品可称之为怀古诗或咏史诗，常用对比手法，将今日眼前之荒颓对照想象中的昔日繁华。具体到写作上，用完整的诗句表现当年的繁华当然可以，可一个富有深意的地点加上如今此地之景况，即能在最少的笔墨间酿出丰富的情韵，如第七首末句“朱门草没大功坊”，朱门、大功坊点出当年的繁华与恩宠，而野草在这些地点的出现宣告了时光的流转，荣耀早已随时光逝去。第十四首中，这种写法运用更多，秦淮、板桥都是极富意味的地点，关于这四个字的联想绕梁三日而不绝，这些原本热闹非凡的地方如今却是暮鸦栖息之所，秦淮河的呜咽水声清晰可辨。

回观《桃花扇》题辞作品，像王士祯这样将带有缺失的地点与阴冷凄清的意象叠加使用以突出今昔之感的作品随处可见，如方熊“残阳疏柳袜陵秋，旧院荒凉古渡头“，孙荪意“十里青溪荫柳条，袜陵寒雨长春潮”，钱惠尊“白门衰柳噪寒鸦，六代青山日又斜”，林枫“旧日院歌阑草不春，胭脂宫井亦灰尘”等。

由以可见，《桃花扇》题辞不仅是在前代怀古诗及咏史诗的影响下产生，它本身的写作也带有了太多怀古和咏史的特点，带有缺失感的地点与当下阴冷凄清之景的对照是写作的常用手法。就单篇诗作而言，《桃花扇》题辞也如怀古咏一样，提供了与具体历史相关的感触与道德情感判断，与《社丹亭》等无关历史的剧作的评论作品完全不一样。《桃花扇》题辞总体上呈现的并不是对作品的评价，而是剧中历史对于诗人的冲击，是与怀古咏史类诗歌更为类似的诗歌类型。

（二）人物品评史学特征

《桃花扇》题辞对剧中人物的关注同样显示出咏史怀古类诗歌的特质，此点集中体现在有关李香君的题辞中。李香君是《桃花扇》女主人公，题辞者自然争相吟咏，然她一跃而超过男主人公侯方域，成为最受人瞩目的人物，还与其诗意形象相关。李香君是一名歌妓，奇的是，身为歌妓却还明辨大是大非，忠贞不二，不惜血溅当场；这样的女子身处乱世，终因山河破碎看破红尘，入道终老，悲剧性结局平添一份哀婉凄怆。如此，吟咏香君的诗句俯拾即是:

翩翩公子醉红裙，一夕桃花散野氛。不爱妆奁爱名节，青楼千古李香君。（钱琦）

零落桃花咽水流，垂杨憔悴暮蝉愁。香娥不比圆圆妓，门闭秦淮古渡头。（田雯）

钱琦诗前两句写侯、李定情与分离，第三句将剧中最具冲突性的却奁与守楼融为一体，且一并将香君的品质和盘托出，最后一句将香君放入“千古“历史长河中，此间仅一人而已，赞扬之情溢于言表。此诗诗意虽稍显直白，可作者急切地要为她在历史中寻一个高位，因而诗作也有了些为李香君作传的意味。田雯则含蓄很多，不为香君立传，没有提却奁和守楼，可他融入了历史中的人事，形成了一种对人物的整体认知，并饱含深情地将这一认知通过影像式的描摹表现出来。这种品评通常还通过比较的方式来实现，如田雯诗中出现的陈圆园，她与李香君同是明末秦淮名妓，而其“两度从贼”恰恰烘托出李香君从一而终的贞洁。此外常出现的对比人物还有李师师。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在提到李香君的时候都如此立足，宋荦就几乎以一个清醒的文艺评论家形象面世，从剧本写作意图角度说“侥幸千秋是李香”，认为李香君并不是孔尚任认定所要表现的人物，只是其创作需要之下的产物。李赓芸在反驳张问陶的诗作中也说“欲向南都谱旧闻，偶然刻画李香君”继承了宋荦的观点。前文已提及孔尚任的写作目的：“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刻画李香君也当如宋荦、李赓芸所言，是创作的需要，孔氏自己对李香君恐怕也不如读他剧作的诸多题辞者那样，将其放入历史情境中，为她立传，写她心曲。但孔氏这一人物形象创作得实在太成功，不由得人摆脱她的魅力。

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定义怀古诗：“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虽然在孙荪意、管筠、钱惠尊、陈芸私家女性题辞者那里，她们多了一份冷静，没有过多地进行书写，但这不影响题辞者对李香君的整体判断。在那些参与了“兴亡”的人物那里，下论断便没这么简单了，因为即使个人品质完美无缺，一旦它与“兴亡”的大是大非相左，个人品质的高尚就微不足道了。正是从这点出发，题辞者们对于复社以及孔氏所封南明三忠的思考便有了不同的结论。“只教不败人家国，未必侯生胜阮郎”“江左繁华事不堪，空将跋扈恨宁南”等类似诗句的屡见不鲜，表明了题辞者们对孔氏剧作及剧作所表现历史事件的思索。孔氏并非着意表现的李香君凭借形象的成功赢得了题辞者最多的关怀，这也许是他没想到的，但他着意经营的兴亡故事也进入了题辞者的关注视野，这是符合孔氏写作意图的。

《桃花扇》的终极意义所在是历史，很多题辞者一开始便认识到了这一点，“谱成抵得南朝史，休与春灯一例传”“休言情种关儿女，可作南朝野史传”，这样的句子的常见便是证明。题辞者们对待《桃花扇》的态度都是严肃的，因为这部剧描述的历史对于所有的汉人来讲，即便不关系到早期的遗民情绪，也是一桩重大而严肃的事件。对此剧态度最严谨的是鲁曾煜，他作了《题〈桃花扇传奇〉订误五首》，虽不免迂腐，但却姿态鲜明，《桃花扇》对于当时及以后的人来说就是历史，但他的追求并不是《桃花扇》作者及大多数题辞者的追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过，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孔氏《桃花扇》所追求的“史”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历史，而是史实背后的经验或规律性认知，它是一种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历史，《桃花扇》正是作为这种哲学高度上的历史被接受的。

《桃花扇》及先于它的《长生殿》二剧甫一产生，就受到了极广泛的关注，作者才华及剧情之吸引力是其中重要原因。然此二种以历史，特别是以朝代兴衰为题材的剧作在当时如此风靡，恐怕与当时历史意识之崛起、史学风气之盛行不无相关。或因为此，鲁曾煜有了《桃花扇》史实“订误”之举，后来各家题辞也走向了历史的轨道。

从辑出的八十三家四百首题辞来看，联章绝句为主要题辞形式，早期处于中心地位的题辞在表达程式、写作手法及用典等方面影响了后来者的创作。后来者在接受前辈遗产的同时，亦不断寻求突破。《桃花扇》题辞一开始便受到了前代怀古诗和咏史诗的影响，王士祯的《秦淮杂诗》更与题辞作品有重要联系。《桃花扇》题辞作品整体而言其实是一种与怀古咏史类诗更接近的诗歌类型，其表现方式、意象群均与之相似；而对剧中人物的探讨也与怀咏古人之类诗作相似，在对人物行为的描述中加入自己的判断与情感。题辞者通过题辞作品表达了对《桃花扇》的认知，而题辞者之间也有唱和行为，这些对话行为共同创造了丰富的意义。

此外，题辞者籍贯在初期以山东为多，其后，江浙两省题辞者最为众多且平分秋色，然后为福建、湖南、四川等地，这一分布情况和清代文人的整体地域分布情形基本吻合。

本文原载《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此处删去注释，如有引用，请据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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