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物语，记周作人日记记

《仍在跋涉》（4）伍庆禄

欲购《周作人日记》多年，长沙文友萧金鉴先生代求钟叔河帮忙，未果而萧先生遽逝，呜呼哀哉。转而网上求购，均有目而无书，怅甚。近日，终于查得该书是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影印出版的。于是与博物馆联系，以高出原价190元近3倍的价钱购得一套。全书共三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1998年第二次印刷，两次合计共印刷2580套。小32开本，白报纸印刷。河南人民出版社改名大象出版社，没有文化意蕴，怪怪的。可能书库条件不好，书已有点受潮，纸张发黄发脆。内文字体不一。有的字体很小，甚至比小五号字还小，又因为是毛笔手书，字体免不了有潦草的地方，阅读很辛苦。至于是否原大影印，书中并没有说明。哈哈，如果原大影印，知堂本事，写日记用微书。

据记载，周作人日记从1898年2月18日（时年14岁）起至1966年8月23日止，共68年。而此次出版的只是从1898年至1934年的日记。此后的日记，据原书“出版说明”：“1935年以后的日记，或散失或另存别处，情况不详。”

翻《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所载，从1962年到1964年，周作人多次应香港人鲍耀明的请求，把部分日记寄到香港供其阅读与抄录。在邮寄过程中，除了丢失一册外，其它均已全部收回。

通过阅读《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知道周作人很重视自己的日记.1962年6月22日给鲍耀明的信中说：“日记在北伐以前部分，已悉由鲁迅博物馆收去。以后的因写回忆录需要查找，尚在手头，然回忆录未写成以前亦不能暂离，祈原谅为幸。”那也就可以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祸延“苦雨斋”之前，周作人的日记除了已捐给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之外，其余的应该还在“苦雨斋”中。“文化大革命”狂飙扫荡一切污泥浊水，周作人被旗手哥哥鲁迅严厉批判为“昏”，又背上了“汉奸”的臭名，当然是首当其冲，其所有一切以及其身被彻底消灭也就在情在理了。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中记载：“在周作人被抄家以后，几位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门去看望了他，并且留下了惨烈的记忆----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的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的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另，据目击者回忆：1967年5月6日下午，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见周作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于是赶快通知周作人的媳妇回家看，发现周作人已浑身冰凉……。

钱理群的书写于1988年，是在政府已经清退“文化大革命”期间查抄物资之后。据2008年第1期《文史精华》的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开始清退幸存的从人民手中掠夺的文物和财物，但是能够收回自己的东西的人和收回的东西的量，真真是百不得其一。以我家为例，被掠走的数千件文物，能收回的不过是十来件，而且还不是很珍贵的东西。但也有例外，像周作人这类大有名而且东西也很多的人，他们的大部分东西往往是原地封存的。据周作人孙子周吉宜的回忆：“‘文革’时，红卫兵第一次破门而入，我就在家。他们把祖父和我们居住的房间全部翻了个底朝天，寻找枪支******和金条，书籍文稿和各种物品散落满地。他们随意进出房间，拿走很多东西。后来还有附近居民和我们不知身份的人来我家，在满地狼藉中穿屋而过，是否拿走东西不得而知。后来这些房间被贴上封条，偶尔有人从中运走物品然后再封上。”因此推测，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会收回了许多东西，其中应该包括有日记。而钱理群的书中也引用了许多周作人1934年以后日记的内容，包括周作人的绝笔，1966年8月23日的日记。尽管他在书中没有说明引用这些日记的来源。而张中行发表在《读书》杂志1994年第一期上的“书呆子一路”一文，记述湖南钟叔河收集、编辑、出版周作人著作事时，谈到了有关周作人的日记是这样说的“关于材料，他的搜求的本领真使我五体投地，是许多不经见甚至很少人知道的，他都有，如日记，他已拿到全部复印件。”可见周作人1934年以后的日记就算不是全部，起码部分的存在情况，应该是清楚的，不知道当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忌讳什么？要这样皇顾左右而言他！

为此，我又从书架上翻出了《鲁迅日记》来看。《鲁迅日记》，上下两册，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日记从1912年5月5日起至1936年10月17日止。“出版说明”说到：“其中1922年的，因手稿失落付阙。”关于之前的日记，有还是没有？存或是不存，“出版说明”并没有提到。但是读《周作人日记》，其中1902年农历正月十四日中记有“下午兀坐，捡大哥旧日记观之。”从此可见，1921年以前20多年，鲁迅是有日记的，以当时的社会风气说，也不可能不存。此中当有隐情。

读《周作人日记》1898年至1905年部分，也就是周作人13岁到20岁，从乡居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阶段。乡居期间所记都是悠游的生活片段，读书、游览、祭祀。第一篇日记是1898年农历一月二十八日日记：那时他正在杭州陪伴坐牢的祖父和在祖父的督促下读书自修。“正月大，廿八日阴，去，下午豫亭兄偕章庆至，座谈片刻偕归。收到《壶天录》四本，《读史探驪录》五本，《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雨水，亥正二刻三分。”十一月“廿七日，晴，偕母亲、三弟往小皋埠。延孙兄往哨唫，不值。借《英字入门》一卷，沪上曹驤撰（字顺甫，十二月十九日还）。托秦少伊舅画横批一幅。游娱园，得虎须菖蒲二丛。上午游东湖（即箬篑山放生池）。晚接豫侪兄（自武林寓发）函，于廿五日抵杭，已下舟矣。夜检田契，作杭信。五更小雨。会稽总覆（题系耕且全篇，百工之事，果有不可为也四句）。日记中还记载了一些和鲁迅一起游玩唱和的故事。1900年庚子正月初五日“牛日，立春。晴，道路皆燥。上午同仲翔叔并大哥至大街一游。又往开元寺数罗汉名光英尊者。仲庠叔数得慈地尊者，日中方回。午后又至大街，系大哥及章水同去。过试前，见油画数帧，颇为可观，即由仓桥回家，已将送门神矣。”可见鲁迅小时候家里的生活并不如他的小说中所描写那样愁苦。读至此忽作奇想，是否鲁迅早年的日记也多记此等事，有损旗手的“高大全”的形象？

历史是如此无情的嘲弄着世俗的人群，周作人在悄悄地湮没后二十年，又成了热门人物。其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其人其品也逐渐得到社会的肯定。周作人身价骤升，随之而来也就引来了许多争议。

读《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中周作人的书信及所附部分晚年的日记，知道周作人晚年人生态度十分豁达，对自己手头所有的一些文物，如鲁迅手稿、名家手札，以及一些古玩等，及身而散，分赠好友后生留做纪念，张中行、鲍耀明等就得到了许多。

历史纠缠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剪不断，理还乱，法官也无法断案的故事了。据新闻报道，嘉德2012春季拍卖会上现身的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里面有鲁迅的许多校改文字，还有周作人后来的题记说明，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拍卖估价70万元。周作人之孙周吉宜获悉后称，该手稿为“文革”抄家时丢失物品，他向拍卖公司寄送了律师函，要求停拍，物归原主。拍卖公司则认为其所有权证明不足。该手稿是嘉德2012春拍推出的“唐弢先生藏珍”中二十余件之一。唐弢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杂文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的专家，也是周作人的好友。“唐弢先生藏珍”最重要的有两件，一是沈尹默《忆鲁迅》手稿，另一件就是这篇手稿了。争拗的最终结果是：“184万元，成交！”随着拍卖槌落下。 5月12日，这篇手稿以全场第二高价被拍走。

这个故事算是周作人日记的轶事吧，文章就此收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