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正反面人物形象分析图 浅析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讽刺之差异

作为中国古代讽刺小说最杰出代表，《儒林外史》的出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官场现形记》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首先，在结构上，都是由相对独立的小故事连缀而成，前一个故事出现的人物就是下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贯穿始终的中心线索，文章的若干小故事都是围绕同一主题展开的，结构松散。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是通过丰富多彩、形形色色的人物塑造来达到揭示社会不良现象的目的，有的人物还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最后，在题材的选择上，作者都站在了现实主义的角度来描写世态人情。尽管如此，两部作品仍不乏同

有异之处，下面将从讽刺内容和讽刺手法两个方面来介绍：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一定时代经济、政治制度的体现，还受其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响。从吴敬梓的生平来看，他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民众不必为了躲避战乱而背井离乡，世人也不再被强迫投军从戎，守军备战。百姓安居乐业，因此读书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学业。然而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带来思想的解放，清代的君主专制达到了空前的强化，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人民的思想被禁锢起来。吴敬梓的祖上是科第兴盛的望族，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也有对功名的热望，有对为家族争光的期盼，但随着父亲的去世，族人对其财产的争夺，使他逐渐看清了人性的虚伪和丑恶。于是他举家迁至南京，在南京积累了他后世文学创作的生活基础。年轻时的他也曾获得过功名，但因考官听说吴敬梓生活中有不规范之处，斥责其文大好人大怪，这给他留下了极强的心理阴影，在此之后他也一直困于科场未取得更好的功名。生在这样一个繁荣与专制的时代，再加上个人经历的波折，作者尽心竭力展现的那个百态儒林，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己所处时代的真实写照。他在人生的后半期开始反思“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问题。虽然李伯元和吴敬梓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了批判与讽刺的道路但他并没有像吴敬梓那样曾热衷于功名，虽然饱读诗书，其伯父也曾为其捐过一个官，但他志不在此，终未办理报到手续。直到其伯父去世，为感念其恩德，他希望自己有所作为，而李伯元所处的是清末，此时封建王朝面临着分崩瓦解，外族入侵，时局动荡，朝廷对外政策是一味的屈从、忍让。想要唤起民众的觉醒，需以报纸为武器。于是李伯元奔赴上海，创办报纸，对封建官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官场现形记》最开始就是以在报纸上连载的方式而被大众所熟知的。所以为扩大其影响，就要采用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迎合百姓的趣味；就要加深民众对内容的理解，显然讽刺小说“婉而多讽”的手法会造成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困难，大胆而直露的谴责小说更能得到读者的喜爱。

​两部作品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个人经历不同，因此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描写内容和表现手法，但他们都在自己所属的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一）儒林之陋与官场之弊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批判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它一方面展现了在科举制度下朝廷不能客观、正确地选拔人才，另一方面又对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并试图为其探索出一条理想的生活道路。作品的第一部分作者通过科举制度下形形色色的文人形象来表达八股取士所造成的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首先，在文章的开篇第一回，作者就借王冕之口斥责了八股科举不合法，知识分子沉迷科举，一味追求功名，不论行文出处，思想僵化，精神空虚，以至于范进在当了主考官之后连苏轼这样的大文豪都不知道是谁；其次，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易产生“官官相护”之行径。广大知识分子一贯遵循“读书——做官”的生活模式，他们一旦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功名之后，很快就会沦为封建统治的帮凶。周进在做了主考官之后，三次阅读范进的文章，最后称赞其为“天地间之至文”。试想，如果不是如此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是人到中年仍未取得较高的功名，以至于遭受了不少周围人的白眼和冷落；如果不是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因素掺杂其中，周进会有如此耐心来对待范进的文章吗？我想不会，因为与范进同一考场的魏好古明显没有这么幸运，他所擅长的汉唐诗词歌赋被周进视为杂学，并在没有看完所有考生试卷的情况下就被判了第二十名。范进在做了主考官之后因感念周进的知遇之恩，对其学生关爱有加，直到找到荀玫的试卷并确认其有好的名次后才罢休，甚至连谎称是周进学生的梅玖也得到了特殊的照顾。作为决定文人命运，作为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考官非但不德才兼备，胸怀天下，还如此官官相护，以此种方式选拔出来的人才如何为君王献计策，为百姓谋福祉。

​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揭露了儒林之陋，那么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则讽刺了官场之弊。吴敬梓的笔下描写了儒林和科场，李伯元则转向了仕林和官场。

《官场现形记》对封建官僚体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作者的笔下无官不贪，不给人性一丝亮色。有公开卖官鬻爵者，在文章的第四回中，当何藩台得知自己不久就要回任后，伙同自己的幕友、官亲，明码标价，公开卖官，完全符合了本回的标题“黄金有价快升官”，最后还因官缺的价钱问题与自己的兄弟三荷包反目；有卑躬屈膝、崇洋媚外者，文制台对比自己官阶小的本国人员，拳打脚踢，但他对洋人却尊重备加，当他管辖下的百姓与洋人发生冲突时，他急的拍桌子说到：“中国人死了一百个也不要紧，如今打死了外国人，这个处分谁耽的起？”“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这班刁民！动不动聚众滋事，挟制官长”。当谈及国土遭受瓜分时，劳祖意说:“无论这江南地方属那一国，那一国的人做了皇帝，老百姓总要有的。咱们只要安分守己做咱们的百姓，还怕他们不要咱们吗？”身为知县的梅飏仁更是满不在乎地说:“他们要瓜分就让他们瓜分，与兄弟毫不相干。”由此我们看到了官员们骨子里的奴性灵魂，当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他们只是一味地屈从，丝毫没有国家将亡的危机感，更不要说民族大义了。整个官场被钱权交易所笼罩，人性的异化已达到了家国意识的丧失。

​（二）儒林之秀与堕落人性

当吴敬梓看到科举所制度的弊端后，用作品三分之二的内容来探索解决之道，企图让知识分子跳出“读书——做官”的枷锁，以寻求新的出路。而李伯元却重在暴露，他几乎用了全部的内容来描写封建政治体系崩溃前夕日益******的社会现状，他所希望的是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在《儒林外史》中，王冕、虞育德以及市井四大奇人都是作者想要塑造的理想文士。王冕，他本是一介平民，也曾读书作画研究学问，看清官员依附权贵，欺压百姓的本质后，断然不与其相见。再看翟买办拜访王冕时秦小二的出场方式：倒骑水牛。就连回话也不正襟危坐，可见其并不将官员放在眼里，王冕自身也言行一致，当他为吴王出谋划策后，朝廷想要征其做官，他悄悄离家，隐居山林，卖画为生，自食其力。如果说王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读书——做官”的生活轨道，那么虞果行仍在其笼罩之下，因为他之所以去应考是要靠俸禄来维持生计。然而他与周进、范进不同，并没有沦为封建统治的帮凶。他曾对武书说:“我也不耐烦做时文”。当他卸任离开南京时也曾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得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由此可见，虽为国子监博士，虞育德却有很多无奈，迫于生计，他即使厌倦这样的生活模式，也不忍心决然与其划清界限。难道读书人真的逃不出科举取士的牢笼吗？于是吴敬梓借市井四大奇人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一层的探索。季遐年，擅长写字，既以写字为生，又以此来娱人娱己，他每次动笔都是自己高兴时的率性而为，当施御史的孙子叫他写字时，他非但没有写字，他劈头盖脸把人家骂了一顿；王太，拥有精湛的棋艺，却甘愿以卖纸火筒子为生，当他赢了马先生，众人邀他去吃酒，他却大笑到:“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开着茶馆看诗画画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琴技高超，却只与老者在园里抚琴交谈。他们身上体现了文人墨客所向往的琴棋书画四种才能，他们各有一技所长，然而并不以此为生，只做生活的消遣。他们是作者所塑造的一批儒林新秀，是作者为知识分子探索的新的出路，是作者理想中完美人格的化身。

​然而在《官场现形记》中我们却没有看到承载着作者理想的清官形象，除了官场的黑暗******，我们还看到了腐化的人心，沦丧的道德。在第三十一回中，冒得官为了讨好自己的上司，龌龊到花尽心思设计自己的女儿；时筱仁恩将仇报，为了洗清自己，对故主舒军门落井下石。世人在“真诚”的外表的掩盖下对信任自己的人布下重重陷阱：陶子尧奉命置办机器，却在外用公款吃喝玩乐，当收到退机器的通知时，由于他担心补不上钱的空缺，去找自认为值得信任的朋友帮忙，而他的这个朋友魏翩仞却心口不一，企图趁机敲诈其钱财；当戴大理知道自己的缺是断送在周果甫手中时，便挖空心思寻机报复，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就连自己的履历都写不对的刘大侉子、黄三溜子因为有钱也跻身在了官员一列，可见当

时的官场中胸无点墨得现象也屡见不鲜。纵观全书，人性的堕落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在文章的最后一回，作者也明确指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畜生的世界”，与吴敬梓所倡导的知识分子自身发生改变不同，李伯元想要的是来自社会的变革，并指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就要兴学堂，教官员以做官之道，先改变官员的思想，只有官员以身作则，百姓上行下效，才能改变社会不良风气，出现理想的太平盛世。

​二、讽刺手法上

不可否认，两部作品在讽刺手法上有相似之处，因为对比几乎是所有的作品普遍采用的描写方法，这两部作品当然也不例外。即通过人物自我言行的矛盾对比形成强烈的讽刺效果。如严贡生刚在知县面前吹嘘完自己不占乡邻半缕便宜，就有小厮来报告邻居要猪，于是他圈猪要钱的事实就与之前所说的不占半缕便宜形成了对比；在《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文制台见洋人的故事中，两次大骂巡捕，前言与后语加以对照，所体现的不仅是他在洋人面前的卑躬屈膝，更是其奴性灵魂的暴露，颇具讽刺意味。两部作品在讽刺手法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一）婉而多讽与大胆直露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讽刺小说的典范。所谓的讽刺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定义为：作者以嘲讽的态度，讽刺敌对的思想、势力或事物的小说。以“婉言隐语相讥讽”是其最主要特点。如作品对一些著名的情节进行仿写，以取得讽刺效果。匡超人停妻再娶，作者有意将其与《琵琶记》中的蔡伯喈相联系，匡超人也曾试图借蔡伯喈的故事为自己再娶正名，然而在两者表面相似的现象下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蔡伯喈并没有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而匡超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并没有承认自己娶了衙役的女儿为妻；其次，匡超人的困境是自己造成的，而蔡伯喈却是遭到了权贵的威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蔡伯喈的境遇是值得同情的，而匡超人的行为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这样，作者以《琵琶记》中的故事与匡超人相比较，对匡超人的讽刺就显得委婉含蓄，耐人寻味。与此相比作为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的描写却是大胆直露的。所谓的谴责小说，其名最初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鲁迅先生因为这些小说多直露的谴责而少含蓄的讽刺，故称之为“谴责小说”。谴责一词在字典中的解释为：对个人、团体、党派、国家等荒谬的言行或错误的政策进行严厉责备，带有庄重色彩。在胡统领剿匪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层官员无中生有，欺上瞒下；下层官员圆滑世故，左右逢源。一众官员倚仗朝廷的报销挥金如土，为了从朝廷的赈灾银中大发横财，为了获得保举机会，在本无土匪的严州为了把戏做足，身为朝廷命官的胡统领，率领大小官员高举剿匪的大旗，以百姓为匪，自身做着土匪行径，欺压乡里，鱼肉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惨遭摧残的百姓将正义的希望寄托在知县庄大老爷身上，庄大老爷是官场中的老油条，他既不想开罪胡统领，又想在百姓心中树立清官的良好形象，他一边为百姓发放抚恤金，一边要求百姓呈交被官员欺辱的真实证据，说出施暴者的真实姓名，否则就要治其诬告之罪。连哄带骗地让一众满腹委屈的百姓签了假的供词，以至于让受苦的百姓再也有苦难言，有冤难伸。在这个“畜生的世界”里作者将一众官员的种种丑行大胆而真实地显现了出来，以表达对民众的同情与对黑暗社会势力的控诉，并没有像吴敬梓那样以代写明朝之事而讽今的委婉手法。

​（二）漫画式夸张与哲理式夸张

所谓漫画式描写就是抓住事物的某一外貌特征，运用夸张和比喻等手法进行勾勒形象来表现性格特征的一种手法。其特点有：一是能抓住表现性格的外貌特征进行简单的勾勒；二是夸张和对比手法的运用；三是有画面感。在作品中作者都是现在现实的基础上对艺术加以漫画式的夸张、变形，但却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儒林外史》中写广有田产，银两数万的严监生临死前苦苦挣扎，直到其妻子灭掉了灯盏里两茎灯草里的其中一茎时，他才放心地闭上了眼。作者用漫画式的笔法将严监生的吝啬写的生动传奇。使人阅读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当时的场景，极具画面感。而《官场现形记》中体现的较多的则是夸张与变形，高尔基说过“艺术的目的是夸大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坏的东西——仇视人和丑化人的东西，使他引起厌恶，激发人的决心。”如傅署院高呼节俭与理学，一时之间整个官场成了“丐帮”的天下，看刘大侉子和黄三溜子初见署院时“平金的蟒袍，平金的补服”，当他们得知署院不喜欢新衣服后，再见署院不仅外褂反穿，还有补丁，之前的光鲜亮丽与后者的破烂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一众官员面见署院时争相比较谁穿的衣服破烂，争相购买破旧的衣服，从而使得市面上旧衣物比新的还要贵。由此可见，作者对当时官场所盛行的“伪节俭”进行了夸张、变形。至此会让人觉得或许署院真的是理学与节俭的崇尚者，只是在推行的过程中，被下层官员歪曲丑化了，但在文章的第二十二回却出现了“扣辕门荡妇觅情郎”，而署院的真面目也得以揭露。作者通过这种夸张和对比的写法，使得作品对当时官场的讽刺更加深刻，这与《儒林外史》所表现出的的画面感是不同的。

​就讽刺手法而言，《儒林外史》把中国古代的讽刺手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后世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官场现形记》显然是受了其影响，但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所改变，尤其是在讽刺的广度和深度上，它所揭示的不是某个官员的黑暗与******，而是整个封建政治制度。

​读两部作品，分析其内容和手法，在重视其文学意义的同时，其现实意义和警世意义亦不可忽视。我们庆幸生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相比《儒林外史》的科举制度，我们有相对完善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国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多种选择，不再是吴敬梓笔下的“读书——做官”一条道路，然而各种考试能否真的做到公开透明还有待时间的考证。当今社会，不得不说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真善美也成了人们最热切的期盼，而贪污******依然存在，国家也在积极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相信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彻底改个社会弊端，中华民族跻身世界最强民族之列将指日可待。多年以后，当我们重读《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的时候，我们将无愧于民族的历史和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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