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睿珺赚了多少钱：李睿珺，大家都以为我成了一个亿万富翁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4）剧照。（资料图/图）

李睿珺已经五年没来过香港了。最近一次出国还是在2019年10月，参加釜山电影节。

2023年4月初，他来到香港，参加香港科技大学赛马会高等研究院组织的“李睿珺科大电影周”。活动为期一周，放映他的三部影片《路过未来》《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并进行映后交流。

他在年初应作家阎连科之邀来港交流，当时还无法敲定时间，没想到内地和香港很快恢复通关，一切像流水一样自然。他和阎连科相识于几年前，同为北方农村走出的创作者，阎连科很喜欢李睿珺的作品。

疫情三年后第一次出境，李睿珺最大的感受是许多事都被忘记了——他匆匆塞了几件衣服进箱子，像出差一样就出发了。到港才发现没有带现金、换港币、带转换插头。

我们见面这天，他穿一套宽松的深灰牛仔套装、黑白帆布鞋，因为太瘦，裤腿耷拉着，习惯在一行人中独自走在队伍旁边。

在香港科技大学，每次放映，他总是坐在最角落。博士生李沛林记得，有一场和作家走走的对谈，李睿珺一进门就往边上走。“所有人都叫他来第一排坐，他摆摆手，戴着个帽子，躲到最靠墙的位子上坐下。后来有个同学径直走到他旁边，还以为是认出他来了，结果是问他旁边有没有人，他说没有，那个同学一屁股坐下了。直到对谈的时候，他才扒开人群从里面冒出来。”

李睿珺1983年出生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花墙子村，村子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才大规模通电。成为导演后的李睿珺一次次重返乡村，将镜头对准西北的小麦、玉米和村民的生活，影片先后入围威尼斯、柏林、戛纳等多个国际影展。

过去将近一年，回到老家，李睿珺的生活有了很多变化。饰演《隐入尘烟》男主角马有铁的村民武仁林，也是李睿珺的姨父，已成为当地的网红。过去，李睿珺在乡亲的印象中是“北京的导演”，属于到北京看病、孩子要上学时可以求助的人——虽然他通常很难办到；如今，由于电影票房过亿，大家以为他成了“亿万富翁”。

在巨量的关注之下，李睿珺曾被裹挟进争议中。他如今仍住在北京的东五环外，每天下午到常营的一家咖啡店写剧本。有时参加圈内的饭局，他不爱说话，也不爱喝酒。在香港这座海边的校园里，他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李睿珺，1983年出生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始终用电影关注西北农村，作品多次入围国内外影展。（视觉中国/图）

“我们农民会演什么电影？”

南方周末：这大半年来，你回到老家感受到有什么变化吗？

李睿珺：电影上映后，无数人去找我姨父，因为他是电影的男主角，想去看望他。有时他在村子里种地没回来，他们就去干活现场找他，拍个照，有人还拎点水果，拎瓶酒。他去县城，突然间没有人不认识他。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和个人希望给村子和周边区域提供帮扶。有人来买这个村子的农产品，小麦、面粉。最近还有一个朋友提议，给一些老人捐老年机和血压计，因为乡村老人没这个意识，儿女又在外打工，村里量血压也不太方便。这个村的整体面貌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路基、水电，包括个别偏远农户的自来水有改善。

最重要的还是村民内心的感受。过去他们认为，拍电影是明星的事，我们农民会演什么电影？他们甚至觉得我们的方言有点土，是不是得说普通话才能演戏。我们穿着干活的衣服去演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得换上崭新的衣裳。但这部电影上映引发这么大的反响，大家发现耕种、修房子、四季的轮回，可以被拍电影，观众喜欢看我们的日常，原来我们这儿也很美。就像我作为一个西北农村长大的孩子，一开始去南方，觉得南方的农村好美啊，木质的阁楼，我们那里就是戈壁和黄沙，冬天一片萧瑟。

可对我爱人来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辽阔沧桑也是美的。我们在一个地方长住，可能会忘记美的存在。就好像村民借助电影的影像，重新看自己的村子，会发现它是美的。他们全程看到一部电影如何诞生，也对电影有了新的认知，他们原先以为大的、商业的才是电影。他们甚至还多了谈资，在家里看影视剧，可以跟家人、周边村庄的人说这是怎么拍出来的。今年过年回家，大家都很开心，还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拍，要不要再一起演。

南方周末：你回家乡，周围人对你的态度有变化吗？

李睿珺：最大的变化就是大家以为我变成了一个亿万富翁。因为最近的一部电影票房过亿，他们认为所有钱都是我的。实际上因为票房分账，60%多归影院，只有30%多归制作方。上完税，扣除宣发费和制作费，到制作方手里的钱很少。但他们不了解。

我在县城里，早上去吃碗牛肉面，都会有人过来跟我打招呼。过年有一天，我在市里一家咖啡厅找了很里面的座位坐着。有个外卖小哥看见我，很兴奋地拍了一张照片，还加了我微信，很激动地跟他妻子汇报，还谈到了他作为本地人对这部电影的感受。

在北京也是如此。我住在东五环外的一个特别普通的居民小区，我们那个片区周围基本都是经济适用房，有次我在门口等车，送桶装水的工人认出我，跟我打招呼，后来他又折回来问，你就住这儿？我说对啊，怎么了？他可能觉得导演应该住在豪华小区或别墅里。

我们小区靠朝阳北路那侧有一排门店，很多面馆，我经常去一对山西夫妇开的面馆。因为我是西北人，爱吃面条，又在山西上的大学。那家餐馆平时主要是外卖小哥、建筑工人来吃，有一个外卖小哥认出我，说，你也吃刀削面？

南方周末：这很有意思。似乎这部电影真的触达了你拍摄和表达的圈层。这些外卖员如何跟你描述他们看电影的感受？

李睿珺：他们会聊起他们村里的某个人，或是他的亲戚，命运很像老四或贵英。他们以前在村里不会被注意到，但看了电影他忽然想起了这些人。也有人说小时候种地也是这样，应该多拍这样的电影，让城里的年轻人知道你吃的这口饭、这碗面，农民从播种到收割要付出多少的劳动。

“一个文艺作品引发这样的讨论，超出我的想象”

南方周末：许多创作母题与原乡有关的作者取得成功后与故乡的关系都很暧昧。比如莫言拿诺贝尔文学奖、阎连科拿卡夫卡奖后，回到农村都有很多荒诞的经历。你也会面临这样复杂的处境吗？

李睿珺：一样，我也有很复杂的处境。可能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比如县里的某些官员会觉得你拍的不是我们想要表现的，或者觉得你为什么没有拍我们的高楼大厦。但是任何地方都有好的和坏的，而且电影是虚构的，这是一个剧情片，不是纪录片。

很多观众看完电影后，很关心我的姨父，想了解他的日常生活。正好今年春节后，他儿子在剧组做摄影助理，正月十五杀青回家，就用手机录了短视频，记录他爸爸的日常：冬天放羊、在地里干活。有一天家里没面了，他发了一条姨父磨面粉的短视频。因为农民都是把麦子洗干净，去磨坊磨完了，回来做拉条子吃。因为是纯手工磨的，又没添加任何东西，很多网友就说老武啊，你的面粉能不能卖点给我们，看着好香啊。

可是当地的一些人就很紧张，找来问你为什么要发这个东西，能不能删掉。姨父很奇怪，我就是一个农民，因为大家想了解我的生活，正好儿子回来了，可以帮我拍，我自己又不会拍。而且姨父还想着帮村里的老人卖掉些面粉增加收入，如果这个地域的小麦大家觉得好吃的话，能够产业化，不是更好吗？

南方周末：包括你自己也会面临很多争议的漩涡。

李睿珺：是的，电影上映后期有各种争议，我觉得这很正常，电影是与大众建立分享、交流的媒介，当它在银幕上与观众、与社会发生化学反应，自然会有不一样的声音。

争议至少说明大家是关心农民群体、关心乡村的，说明我们对很多事情保有爱意、保有关心。不管是有人说你拍得相对真实，有人说你拍得不真实，我看到的农村比这个更好，或是怎样，所有人的意愿都是希望它变得更好，希望每一片地域上的人都能生活得更好，这一点我们是共通的。只是说因为一个文艺作品引发了这样的讨论，在这个层面上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南方周末：你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李睿珺：当然没有想到，我的心态跟村民是一样的，就觉得我在拍农民的日常，通过一个文艺作品表达。有多少人会进电影院关心它，有多少人关心两个在农民中都不被在意的农民的日常，他们怎么种地，怎么建立情感，如何获得生产资料，那个过程极其漫长琐碎，琐碎到我们日常中都不愿意提起来，我以为大家会觉得看着很无聊，观众却觉得有趣，它完全超出我意料。

南方周末：你的心情会受影响吗？

李睿珺：我还好，因为我以前拍《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都或多或少经历过争议，我已经习惯了。每个人的生命体验不同，去过的地域不同，决定了对很多事情的认知有差异。

我记得有件事特逗，我有个高中同班同学，以前我们天天一起骑自行车上学。有一天他很兴奋，在我们高中同学群里说，我发现了你电影里的一个bug。我说是什么呢，你跟我说一说。他说你看，麦子都割掉了，别人家玉米都长那么高了，他才开始种玉米，这是你的漏洞。

我说你错了。因为他是县城长大的孩子，不了解耕种。每到6、7月份，农民把夏天的麦子割了，因为到冬天还有小半年，他们不想让地荒废，就会把麦茬翻一遍，种上白菜、土豆、萝卜，它们三四个月就能长好，到冬天就刚好成熟。他不明白，以为天就要冷了，怎么可能长出来，因为他没有种过地。哪怕是同一地域，一个县城的孩子和一个乡村的孩子之间交流，都会存在这样的误会，更何况是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体验的人，我觉得这很正常，取决于人的经验。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剧照。（资料图/图）

“我放羊，穿阿玛尼的西装干嘛呀？”

南方周末：你平常在老家的时间长吗？是不是要对乡村保持很在地的观察？

李睿珺：我经常回去，类似寒暑假、过年，至少会待一个月，今年春节我在家里待了两个月，也是最近才回到北京，平时没有特殊事情我就在老家待着，因为待在那儿可能更自然亲切。

我在北京是因为孩子在这儿上学，得和爱人一起照管，老家的人和事都很杂，没办法静下心来写作。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反而没有那么多人来找你。老家可以避开很多圈子活动，但是亲戚朋友多，在北京世俗层面的事少了，圈子活动又多了，各有利弊吧。我一年中还是在北京的时间多些，如果要拍戏，基本大部分时间在老家。

南方周末：还是得浸泡在那个环境里。

李睿珺：对，你人在这儿，但是身体感觉还是觉得在家里面，始终没有离开的感觉。虽然物理上是离开了，但是心理上还是在那儿，好像去一个地方出差或是怎样，你潜意识里对家的认同一直是那儿。

南方周末：今年回去有什么新观察吗？

李睿珺：最迫切的是有没有可能给乡村解决下水的问题，因为乡村没有下水道，屋子里都硬化了，都是地板砖，姨父每次要倒泔水，或者洗衣机洗完了会有水，没办法倒，全村人都要走十几分钟，出村子到一个大水渠去排。包括垃圾，大家都要走很远去倒。

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比如洗完澡水怎么处理。我们每次在乡村里面拍戏，确实体会到现在很多农民自己挣了一些钱，房子修得都很好，贴了壁纸，有地板砖、冰箱、电视机，卫生间里有浴霸、自来水，生活条件跟城里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下水的问题。

现在我们地方上正在实施的是要让每一户农民的后院都硬化。它真的一定要变成水泥的吗？因为后院是要养牲畜的，羊和驴的蹄子不能太久在硬的地面上站立，会受伤或者有损害，而且后院要积肥，你弄成水泥的怎么办，外表是好看了，实际呢？类似这种事是不是可以征求农民的意见，比如有的农民家没有牲畜，把后院硬化出来，只放个农用机械，确实干净卫生了。我觉得凡是对农民有利的事，他们肯定会自己主动去做。

还有传统的土木结构房屋，农民既然保留了，说明它就是适合这个地域的。因为西北干旱少雨，土木建筑冬暖夏凉，造价又很低，适合这样的建筑。但是我们假如认为保有土木建筑，就说明这个地方的经济不行，或者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经济好，就要让农民把它拆掉，修成钢筋水泥的，只有贴上瓷砖才显得漂亮，我觉得都不见得，恰巧这样做各个乡村的差异化就没有了。

我要看钢筋水泥的建筑，我为什么要去甘肃乡村，我去北京、上海、广东大城市看不是更好呢，为什么要跑到乡村去？

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土房子不代表真的土，那是这个地域的人文特征和文化特征。我所在的村子和周边所有村子最大的区别是，其他村都以姓为名，叫张家墩、罗城、蔺家庄，只有这个村子不是，它是以建筑来区别的，最早叫伐墙子，我们叫伐子。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有大量的湿地，湿地土比较细腻，这个村子的来由就是因为我们都用土伐子修房子，所以叫伐墙子。后来觉得这个伐不好听，伐的谐音变成了花。另一个原因是，本身采的伐子是湿地上细腻的土，伐子上一定长满了杂草和小野花，砌出来那个墙看起来花里胡哨的，所以叫花墙子。恰巧就是这个地域的特色。很多网友看了电影之后甚至说，我要去看看这个花墙子。

南方周末：它就是从土里生出来的。

李睿珺：对，这个村子就是从土里生出来的。我们今天要规划农村建设，可以让村民自己选。比如我们有一个老居民点，可以在边上先划出一块地方，对这种传统建筑予以保留，它有那么多年的历史了。

因为西北地广人稀，有的是地方，是不是可以在边上修一个新的区域，凡是愿意住水泥房的规划到这边来。如果有些房子时间久了，自然倒塌掉，我们把它修缮。

我去云南，在昆明看到把一个传统土木建筑的村子全部保留下来，在市里开发变成旅游景点，我就挺感动，为什么我们地方的全部都要拆掉，若干年后没有了，怎么吸引更多的人来这个地域，怎么去了解这个村子的不同特色。

我们仅是创作者，都希望能让一切变得更好，但有时候一些地方觉得你在给我找麻烦。这也是很多地域一直发展不均衡、发展不起来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如何去接纳更多人的意见。

比如现在要让姨父把他家的后院修成水泥的，对姨父来说就是一个负担，我养一群羊，为什么啊，他想不明白我为什么呀。好比现在我要去放羊，你跟我说要天天把阿玛尼的西服穿上。我放羊，穿阿玛尼的西服干嘛呀，把皮鞋擦那么亮干嘛啊？我一定是穿一身舒服保暖的衣服，好走路的鞋子，那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去参加朋友的婚礼，我有一套阿玛尼的西服给你穿，他求之不得。但是你让他放羊的时候穿，那是做给谁看呢，没必要做给别人看。

“当我把剧本写完，这个电影对我来说已经完成了”

南方周末：你最近在做什么？

李睿珺：我最近在写剧本。一个普通人的家庭故事，关于情感和生命等等。跟西北有关吧，因为不确定是不是还能在那儿拍，虽然从我个人的意愿上，我愿意在这个地域拍。也在思考接下来怎么办，是在这个地域拍，还是换一个地方拍，拍还是不拍，都是你要考虑的。

但是对我来说无所谓，先写出来，能不能拍再说吧，不能拍就先搁那儿，你也不能因此就停下来。这是任何创作者都可能面临的问题，只是迟与早、问题大或小。如果有一天真的拍不了就算了，也不缺你一个李睿珺一定要拍电影。还有那么多比你更优秀的导演在拍摄，有没有你多拍一部，都没有那么重要。

人的处境是复杂而脆弱的。除了外在的社会经济因素，还有你的身体因素、家庭因素。比如如果这几年家里老人突然身体不好，我需要照顾父母或者岳母，没有那么多精力，过一两年你自己身体出了问题，不能再工作都是有可能的。

这种事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家庭身上。有些事情没做成，有很多原因，不是你想不想。所以就顺其自然吧，只要往那个方向去努力。作为一个创作者，当我把剧本写完，这个电影对我来说已经完成了，这部电影的成片已经在我脑海里放完了，有音乐，有表演。我拍出来无非是给别人看，和别人交流，如果不需要这种交流，或者交流产生不了意义，不需要存在的时候，就不需要浪费精力、人力和财力做这件事。

南方周末：票房成功对你之后的电影投资有帮助吗？

李睿珺：（现在）大家都希望你做一个差不多的题材，因为他们认为商业上是成功的，希望在技术上复制这种成功。但是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计划出来的结果，我没有一开始就按照1个亿的目标去写剧本。那是意料之外的结果，不是我的主要目的。

我的主要目的还是创作，拍我想拍的东西。如果这个资方不投，我就找那个看看。如果没有一个人投，我就想别的办法，反正总会有办法。比如我今天想吃一顿满汉全席，实在没有钱咱就麦当劳吧，麦当劳不行咱就街边买个馒头，最终目的是别饿着自己。

如果能有更多钱，我们就把工业标准放高一点，用更好的设备，请更好的演员和主创，有更长的制作周期，把它做得更精细、更接近你的想法一点。

如果阿玛尼西服太贵了，咱们去买H&M的西服，H&M的如果再贵，咱买块布自己缝一个。我觉得它是不是牌子的没有那么重要，有多少钱做多少钱的事，只要你想做一件事，终归是有办法的。有没有人投，他们愿不愿意投，我不是特别关心。

你这部1亿，不代表下一部还是1亿，没有人能保证，那也不是我的终极目标和任务，我就是想做一些乡村普通人的故事。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