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武士对我印象最深的部分：西方话语下的田园想象

《最后的武士》可视为一个东方主义的文本。1978年，巴裔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发表《东方主义》，在这部著作中，他深入考查了西方利用一种东方的话语来构建关于东方知识的过程。他认为“东方”完全是欧洲人发明出来的，东方被描述成古怪、落后而贫瘠，西方则理性、发达且优秀。这种东方的知识和权力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关于臣属民族或东方人的知识使他们的管理轻松而有效，知识带来权力，更多的权力要求更多的知识，于是在知识信息与权力控制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东方学》）

因而，萨义德认为东方学作为一个极具政治意涵的思维方式所提供的东方知识与东方实体不能混为一谈，东方学是西方人对东方展开想象的一个戏剧舞台，同时也是西方维系其对东方霸权的机制之一。萨达尔也指出“东方主义是一种形式的内部反思，其所关注的是西方的智识关注、问题、恐惧以及欲望，而这些都降临到一个虚构的按照惯例被称为东方的对象身上。”

东方，当这一神秘而遥远的地域浮现在西方视野中的时候，便成为西方人驰骋想象和欲望并获得源源不断快感的异域。关于东方的最初想象首先在伊斯兰世界展开，那里是“难以理解的、充满异国情调的、色情的地域，那里是神秘故事的居所，是残酷和野蛮的上演地”。

小泉八云的《日本文明的天性》则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勾勒了一个温情脉脉的田园日本形象：“还和十世纪以前一般，仅仅比竹篱茅舍的村野略胜一筹——的确是风景美丽的，和纸糊的灯笼一般，玲珑而脆弱。不论何处，没有什么大的扰动和喧嚷，没有热闹的交通，没有隆隆之声，与轰轰之音，没有急如星火的匆促”（《日本与日本人》）

鲁斯·本尼迪克特则将日本形象凝聚为“菊”和“刀”两个基本面向，并构成了诸多美国人的日本经验，也有观点认为以“樱”替代“菊”或许更为贴切。显然，《最后的武士》并不打算打破这一东方幻想：游离于文化现代性之外一成不变的日本田园，温顺的东方女子，落后的东方和强大的西方。

影片从好莱坞的视角，诠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刻画的着力点就是“樱”与“刀”两个典型特征。影片中，当准备不足的日本军队向以胜元为领导的武士集团发起进攻时，出现在阿尔格兰上尉眼中的是如鬼魅般的日本武士形象，他们孔武有力、冷血无情，行事极端，将名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却生活在一个年年被大雪封山的美丽山村，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生活。当他们卸下铠甲穿上和服，立马换了一副模样，他们品茶、赏花，细腻而又文雅。

而胜元的妹妹多丽子——影片着重刻画的女性角色——可想而知，将重复那样一个长久以来持续满足西方男性控制欲和快感的形象——无条件付出的、温顺的东方女子。多丽子的丈夫在和阿尔格兰上尉的决斗中身亡，然而她依然悉心温柔地照顾这位杀死他丈夫的白人男子，并被他粗旷的男性气质征服最终爱上了他，像一只温柔的绵羊服帖在他的身边，对于西方男性观众而言，这想必是能够带来巨大快感的一幕。阿尔格兰上尉和多丽子两者关系俨然成了某种隐喻——东西方的被统治与统治关系。

而武士的抗争也以失败告终，他们全军覆没，倒在了强大的西方文明的狂轰滥炸之下。这一切都宣告了东方主义的话语：西方，强大、进步；东方，弱小、落后。一切似乎都一成不变，日本依然安分地待在西方为它在戏剧舞台上安插的位置。至少就此而言，这部电影已经足以吸引大批的西方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