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正确评价太平天国运动？客观的分析太平天国运动

对太平天国历史地位的评价，需建立在总结太平天国历史贡献和深刻教训的基础之上。应全面辩证地看待它在特殊社会格局中的复杂面向，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逻辑之中。

根据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这一切入点,也可为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提供正反两个方面的参照。

1、稳定社会秩序的努力

历史上的民众起事，即使能顺利建立政权，在这一过程中大多重破不重立。以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冲击，作为颠覆旧政权机器的推力。

太平天国在江南局部取代清政府的统治期间，各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旨在应对社会危机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举措。虽然这些政略没有形成系统的建设纲领，不具普遍意义，也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最终成效不佳或流于失败。但反映了太平天国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转型的迹象，这在战事顺仍的非常时期对一个行政经验非常乏的稚缴政权来说难能可贵。

历史上诸多“反乱”事件中，像太平天国部分地方政府这样积极应对社会危机、致力稳定社会秩序并拥有良善主观行政作为的极为少见。

特别是安辑流亡、兴修水利、治理土匪等措施需由相对集中范围的各太平军当局联合开展，并且取得良好预期；减赋限租的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蕴含了太平天国级和社会齐阶层矛盾的理念，并以此为开端引发了同治年间清政府在江南地区大规模减赋限租的实践。

这打破了太平天国"完全破坏性”的谣言,有利于合理认定太平天国的责任。首先须正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巨大伤痛，以及对社会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但应对太平天国战争和太平天国加以区分，因为战争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太平天国一方，责任认定是多方面的，曾国藩也承认“不幸而带兵, 日以杀人为事““克城以多杀为妥"“自以杀城为志”，文人金念劬在逃亡途中确信“败兵之罪实浮于哦"“不曰避寇而曰避兵"。

2、推行社会战略的尝试

太平天国提供了进行社会变革的宏伟蓝图，但它的社会战略未必一概超越现实，有的政略带有严重的落后性或不合实际。

这里仅是肯定太平天国社会战略中某些大政方略的合理成分。作为纲领性文件的《天朝田亩制度》，虽具有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性，但除土地制度基本未施行外，乡官制度、乡兵制度、司法制度、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规定均经改良而变相实践。并且以理想为模板构建了太平天国政权在基层社会维系的基础。

(天朝田亩制度》和后期刊行的《资政新篇》，它们的理论意义和启示意义大于对当世的影响。《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规划,反映了太平天国起事动机的正义性，说明太平天国曾代表了广大民众的诉求，并为其创制了比较完整的社会建设纲领，描绘了较前制更为完美良善的社会前景。

正因为此,太平军的足迹才能通及10余省，攻破600余座城池，前后持续14年。(资政新篇》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性成果，后来所谓“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的近代化格局也是奠基于反思太平天国战争的思想运动之上。

这些具有启蒙性的文件是在太平天国推行社会战略的尝试中形成的。太平天国反压迫的抗争事业和伟大理想也激励了后来救国者们的斗志，成为他们继续“革命”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提高斗争水平的借鉴，为近代中国社会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太平天国推行社会战略也有革除社会旧弊的尝试，尽管成效不佳，但其改良和改善地方行政的作为值得肯定。如在政策层面严禁浮收、勒折、卖荒,虽然“浮收”日渐泛滥,其他像“勒折““卖荒”等流弊似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少见。太平天国较之历史上其他民众起事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放弃流寇主义，经营后方基地、目的主要是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所以太平天国将地方行政的重点置于农村、农民和粮食，并以乡村社会为基地推行具有太平天国自身政治宗教特色的社会战略，将地方行政的重点放在农村、农民问题上无疑是正确的。

3、地方社会事务中的“变通”原则

“着佃交粮”政策是太平天国在地方社会事务中对“传统”和“理论"的变通之举。至于"着佃交粮”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符合社会实际的，应当肯定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这类变通精神，而实际激发诸多民变的关键在于政府在“着佃交粮”的同时，过分干涉业佃关系和基层社会事务。

太平天国在基层社会实行的乡官制度、乡兵制度均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理论规定的变通，如依据理想蓝图进行现实实践，这些制度将在基层社会事务中寸步难行。变通后的乡官制度体现了太平天国基层政权的相对开放性，执行得当则有助于扩大统洽基础，保障政权运作和战争进行的物资供应：变通后的乡兵制度主要表现为太平天国在地方上自立自办团练，执行得当亦有利于防奸肃敌、维护治安、稳定秩序和调控社会变乱。但这些问题均不考虑制度的执行偏差,仅就制度本身而言。太平天国应对民变区分事件类型和性质也体现了这种变通性,这是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变乱的一种经验。

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可取之处，均是太平天国较之前其他民众运动的优势所在，是历史上经民众运动建立政权并对国家机器在内的上层建筑进行较系统建设的重要创举，从而促使太平天国的抗争事业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水平，这些也是太平天国正面形象的表现。

在肯定太平天国起事动机正义性的基础上,对太平天国正面形象的概括还应有更加宏大的内容:

1.空前地打击了腐朽的清政府统治。

2,太平天国是近代以来民众抗击外来侵略的一次总爆发。

3.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分析,战争的客观影响具有某种进步意义。

太平天国战争对晚清政局、江南社会经济和t地关系的客观影响，极大地改变了近世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更多的近代性元素。以上所述,奠定了太平天国作为中国旧式民众运动最高峰的历史地位。

从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略与实践之主观方面,总结这场规模烈度史无前例的农民起义政权土崩瓦解的历史教训,有助于对太平天国历史地位和历史形象做出更全面的认知。

1、未能超越旧式民众运动的局限

总体来讲,太平天国的运动形式仍然局限在旧式民众运动的水平, 14年战争实践的实质还是改朝换代式的王朝战争,这是太平天国不可能革新复兴中国并最终流于失败的根源。

a:缺少社会变革的决心和进取精神

从创建社会建设的理想蓝图看，太平天国是有勇气进行社会变革的。但缺少完成社会变革的决心和进取精神。如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往往被传统习俗同化;禁止浮收舞弊等改良地方行政的政令也没有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旧弊起到根本遏制作用;土地制度、田赋税收制度基层社会组织在本质上沿袭了清朝旧制,理想和实践的差距是民心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太平天国的理论与构想在实践中往往屈从于社会现实，或在社会现实面前稍遇挫折便丧失进取精神。如(天朝田亩制度》旨在建立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平均分配土地和建设平等温饱世界是其对农民阶层的重要许诺，但在实践中太平天国追求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完成改朝换代的王朝战争并构建贵族特权等级制度，因此承认现存生产关系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出台并长期实行是客观所需，具有必然性，所谓“土地革命"的计划则转变为未来可有可无、可行可不行的空头支票。

农民阶层不能从太平天国获取现实经济利益,未能被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支持太平天国,甚至倒戈相向,站在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再如,一旦太平天国在地方上恢复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努力失败，以“打先锋”和“勒贡"为标志的贡役制统治模式会轻易复辟，所以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常见传统社会经济秩序和贡役制统治模式并行并存的局面，这也给后世留下太平天国基层社会治理的行政风格是“重立不重建"的不良形象。

b、忽视发展战时生产的重要性

在应对社会危机的方略中，某些太平天国地方政府有过兴修水利、保障农业之类的举措,但太平天国所做主要是鼓励和保护农业生产，以便如期足额收缴赋税。总体上看,太平军当局基本没有发展战时生产、建立新政权独立稳固经济基础的战略意识。

太平天国虽然拥有后方基地,但战略重心置于“取民”,前期主要是通过强制手段“打先锋…勒贡献““写大卷”,后期主要是照旧征收漕粮赋税,却围于战守,盲目扩军,唯知索取,滥收滥征,不修政理,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狭隘的占领区民穷粮尽,最终战局逆转。不能认识到依靠战时根据地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支持战争消耗的重要性,是旧式民众运动共同的局限。一因客观上连年战争,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发展生产具有难度;二因太平天国领导者目光短浅,所行社会战略具有盲目性。作为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农民阶层,他们的小农经济依附于现实的地主经济存在,不可能建立独立的经济基础，于是憧憬于《天朝田亩制度》中平均主义的小农幻想;太平军领导者则错误地认定“吾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 于是圣库制诞生，贡役制成为太平天国始终难以割合的施政模式。

c、上帝教在社会建设中的消极影响

利用宗教动员组织群众,是历史上旧式民众起事的普遍特点。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在运动前期，上帝教的精神凝聚力、宣传动员和组织功能得到强化,对太平天国的生存发展主要发挥积极作用。

但上帝教除对太平天国政治权力结构产生消极影响外, 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也充斥者浓厚的宗教色彩，特别是在占领区推行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以简单而激进的宗教运动强制民众改变传统信仰和风习，企图摧毁旧有思想文化根基，却只是以新的宗教迷信取代旧的宗教迷信，缺乏坚实深厚的群众基础，超越民众心理承受力。

太平天国最终失去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也与其崇奉上帝、反孔非儒、毁灭偶像的偏激文化政策有关。太平天国忽视发展生产，在城市废除私有财产、取消私营商业和手工业，某种程度上也捣杂着上帝教的宗教因素。太平军及其领导者将生产所获财富作为“天赐”,言其理所应当享尽“天福”,上帝教强化了这类幻想,所以有人讲: “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从事生产,一应所需转嫁民间,逐渐失去反抗者的本色而转变为新的寄生权责。

2、没有建立统一有力的政治权力

这是后期太平天国政权建设的一大缺陷,也是太平天国领导群体执政能力、执政素养不高和行政经验不足的表现。

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推行,倚仗于地方执行者,由于政局涣散,各自为政,同一政略因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主政将领而表现为不同的实践效果。

李秀成在被俘后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十误”,其中与政治权力机制相关的有两条: “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 “误立政无章”。 缺少长期稳围的领导核心和持续健全的政策,削弱了太平天国推行社会战略的成效,如乡村建设实践的失败、军纪败坏屡禁不止、官员贪商享乐之风泛滥、移风易俗改革受挫、预防調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方略成效不著,这些均与太平天国缺乏统一有效的监督、教育、奖惩、舆论宣传和政策执行机制有关。

3、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a、自我孤立的政略

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太平天国统治方式的转向误差主要表现在自我孤立的经济政略,在恢复传统社会经济秩序过程中,推行“者佃交粮”、“招业收租”和“代业收租“间杂并行的田赋政策,地方社会不公和行政******继续蔓延,杂税体系紊乱。

在乡村政治实践中,太平天国对乡官群体和农民阶层的利益诉求缺少持续关注,也是自我孤立政略的体现,特别是将维系战争进行和政权开销的经济压力强加给乡官群体,乡官再转嫁民间,削弱了统治基础,破坏了占领区基层社会的常规运作。以“自我”为中心,一切均服务、服从于军事,旨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地方政略,结果造成孤立“自我”的困局。

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如反孔非儒、宽进宽取、任人唯亲)、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政策(如易服式、变时令)、违背现实经济规律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城市政策(如废除私有财产、取消私营工商业、拆散家庭)、非理性的宗教说教(如毁灭偶像)等,均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地方政略,人为制造了民众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心理鸿沟。

太平天国领导人在理政思路上缺少对战略全局客观清醒的认识,对联合的会党、土匪的态度也表现得相对冷漠,自视正统,自我孤立,既不注重内修政理,积蓄自身力量,又忽视联合、招抚其他可以联合的外部反清力量,实际上陷入了自我消耗的困境。

b、习惯于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很多民众抗争的诉求是经济型的,抗争内容主要是与田赋税收地租有关的经济问题,不具政治敌对意识,其性质与团练有着本质区别。所以战争状态中的太平天国政府,因政权认同和政治权威尚未完全形成,应对这类群体事件的实践应该稍向“抚”的方向倾斜,同时修省自身,缓和社会矛盾,以保障社会稳定和民心所向。

但太平天国政府的应变实践是以“剿”为主,不注重善后,过分干涉基层社会事务,习惯性地将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化,在应变实践中产生了"打先锋“"居灭“-拙人“等核轨违纪行为,结果得不偿失,耗费财力、分散兵力、牵扯精力,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

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太平天国不能区分散我矛盾和内部矛盾,不能区别对待社会变乱的参加者,一概视作政治反乱,大加删洗。对待团练的政策和实践反而常表现为弱化政治问题,大力实行招抚政策,使占领区团练依然存在并照旧维系地方,在地方社会潜伏了严重隐患。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社会变乱,应变的原则和实践应有不同,但太平天国模糊了彼此界限。

根据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概括归纳太平天国的历史贡献和深刻教训，太平天国既有在处理社会问题、推进社会建设方面的可赞可取之处,也留给后世诸如自我孤立、政局紊乱的沉痛教训。

这一视角展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在评价太平天国功过是非问题上,不应再像过去那样执着一端,问题的本真需要客观理性地立足史料和史实,绝不能泛泛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