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历尽苦难你以大局为重，达，你会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在现代社会，再分配是“兼济天下”的某种具体体现，它对于减少贫富差距、缓解阶层冲突等社会问题具有重要作用。那么事实上“达者”愿意“兼济天下”吗？或者怎样的“达者”愿意“兼济天下”或者说支持再分配？或者事实上更可能是穷者更支持对达者进行再分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探讨了社会阶层对再分配偏向的影响。

再分配(redistribution)是指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节的过程。它与初次分配都属于财富分配（wealth distribution）。

只不过相比于初次分配，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这是因为，初次分配尽管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兼顾着公平，但仍可能造成较大的贫富差距，先富不一定能自发带动后富，而只有通过再分配才能使整体的分配更趋于公平，使更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福祉得到提升。

关于再分配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做法，除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当代政治哲学中找到它的正当性依据。

《正义论》的作者John Rawls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要实现正义，其中一个经过巧妙论证的条件即是：社会和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安排，应确保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机会，以及要使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得到基本保障。

因此，向先富起来的人群征收更高的税，用于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是一种趋向正义的实践。当然，如果过度向高阶层乃至中产阶层征税，又可能会损害生产积极性，结果反而不利于社会正义事业。

再分配的有效推进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合理地统筹规划，还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高阶层）人群的支持，这必然涉及到民众的再分配态度问题。

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对美国排名前1%的富人展开了访谈，结果显示，与一般公众相比，这些富人对税收、经济调控、社会福利项目的态度更保守。

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也表明，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法国等多个国家，与工人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经理、私营企业主更不支持增加社会福利的政策。同样，我们小组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CGSS2015）分析发现，在中国社会，也是较高阶层者相比较低阶层者更不支持再分配。

那么为何高、低阶层者之间会表现出如此不同的再分配态度？对此问题，我们可能很自然地用自利动机去解释。

再分配对于高、低阶层者而言分别是损失和获益的过程，因而两者之间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也正是传统的自利动机视角的观点。

然而，尽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这种观点并非全部答案。近年来，一种基于公平认知视角的观点越来越受到关注，它认为，高、低阶层者对贫富差距的认知也会因各自所处的生存环境不同而不同，这一过程不一定牵涉自利动机。

具体来说，由于相对富裕的环境给人以较少的外部限制和更多的自我决定，长期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高阶层者可能产生一种认知偏差，以致倾向于认为个人的成功（包括财富、地位等）更多是由能力、努力决定的，而不是更多由客观的机会不平等决定的。

与此一致，社会心理学家Michael W. Kraus及其同事的调查发现，较高阶层者相比较低阶层者确实会更多地将贫富差距归因于能力、努力、志向或抱负等个体内部因素（内归因），而更少地将其归因于家庭背景差异、机遇不平等、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外部环境因素（外归因）。

既然如此，较高阶层者可能会觉得现行的分配已经比较公平，没多大必要进行再分配，而较低阶层者则可能持有相反的看法和态度。因此，基于公平认知视角的观点，我们对621位来自中国多个省市的城乡居民展开了调查，发现与主观阶层较低者相比，主观阶层较高者确实更倾向于对贫富差距进行内归因，进而更不支持再分配。

对贫富差距进行更多的内归因还是更多的外归因，这在个体层面上也许只是个人认知偏差，既无可厚非，又无多少妨碍。

然而在群体或社会层面上，这可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设想一下：假如一个社会的多数富人都将他人的贫穷视为能力不足、努力不够的结果，乃至倾向于通过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而阻碍再分配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那么这将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甚至造成社会撕裂和动荡。

因此，不但政府、媒体、学界都有责任让人们更多地看到“庐山真面目”，个人也应当“虚己以游世”。政治哲学家Michael J. Sandel将“富人过多地强调个人能力、努力对财富的影响，而忽略外部环境的作用”这一心态，称之为一种精英的傲慢（meritocratic hubris）。

而为了减少精英的傲慢，他呼吁全社会应重视培育民众的谦卑心态。谦卑（humility）是一种传统美德。

它是个体身上所体现出的对自我的客观看法，以及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谦虚的态度并关心他人的福祉。

在实验中，我们发现来自较高阶层家庭的大学生，通过观看谦卑人物的人生故事被成功地启动了谦卑心态，进而在随后的实验任务中，他们不再将得到较多的报酬视为自己的应得，且更愿意分一些酬劳给所获报酬较少的一方。

由此可见，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可以通过弘扬谦卑这一传统美德防止精英主义的过度膨胀，从而使再分配政策能够更多得到高阶层群体的支持。

不过，在当今中国的现实背景之下，问题很可能比西方社会复杂得多。因为高阶层的内归因倾向可能并非单纯源于上文所揭示的认知偏差，还可能源于他们的客观经历。

也就是说，为了达到当前的财富与地位水平，他们确实可能能力更突出，并且也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因此，虽然我们倡导谦卑这种美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每个人所应得的正当劳动回报。

另外，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也有必要防止社会上民粹主义思潮泛滥，似乎穷人的要求即合理，汲取历史上“均贫富”农民起义的教训。

根本上，政府还是应该致力于创建一个机会更为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切实让广大民众对未来抱有信心与希望，使低阶层成员愿意并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而得以实现阶层流动。

总而言之，公平与效率、普罗大众与精英人士之间的平衡或博弈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难题，不能简单地肯定对高阶层进行再分配，而应该将其放到整个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中去考察。因此心理学的某项研究应用到社会治理的实际工作中应该考虑到其限度与边界。

《时代变局与意义重构：经济•家庭•大健康》，我们将邀请经济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知名学者对话心理学专家、以演讲、对谈、圆桌等形式来回应时代议题、回应个人困惑，以多维视角解读当下，看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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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白洁, 杨沈龙, 徐步霄, 郭永玉. (2021). 达者何以兼济天下: 高阶层再分配偏向的心理机制及谦卑的作用. 心理学报, 53(10), 1161–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