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华有故事，苏华的2022书单

[美]戴思哲著、向静译：《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资料图/图）

我一直以为地方志是工具书，等到看完戴思哲的这本书（也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方志的第一本专著），才知道它还是“一种活的文件”。既然是“活的文件”，就需要方志流动起来。于是，戴思哲以美国书籍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交流循环”理论为概念架构，对方志的“生产、流通、阅读与使用的社会脉络”进行了重点考察。正是得益于这一理论的运用，他写出了中国独有的这一优良出版物种的一生，并把它循环到了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之中。我所感兴趣的部分是：一、编修方志到底是为了什么？戴思哲告诉我们：对朝廷而言，目的是为了收集统治地方的基础信息，同时传达上下的统治关系；于地方来说，官员则有效忠和宣传政绩的机会；二、方志中的山川、古迹、寺观祠庙、水利、桥梁和各种四至、传记、人物，有可能是发生诉讼和引起争议的可靠证据，其中不乏弄虚作假的成分。在第七章“阅读和使用方志”中，戴思哲详举了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由董晓编纂的《上虞县志》将“曹黎湖”改为“皂李湖”后引发的群体诉讼案例，使我想起中国勘界进行时，我所看到的省与省在水域、矿产资源发生争执时，双方皆拿出通志、府州县志来证明历史上这一区域是属于已方的“信史”。方志中的这种曲笔或者说是暗藏的玄机，使用者不可不察。

[荷兰]田海著、王健等译：《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新星出版社2022年3月。（资料图/图）

欲了解关公是如何由一个横死的“孤魂饿鬼”而被塑造成为“武圣”和“文圣”的，不可不读荷兰籍汉学家田海的这本专著。

田海解释中国民间的神灵崇拜，用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杜赞奇在研究关公崇拜时提出的“复刻”（superscrition）模型；观察的视角则用了以研究永乐宫及吕洞宾信仰与全真教的关涉闻名的康豹（Paul R. Katz）的“共生”（cogeneration）概念。田海很少利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已故著名关公研究专家胡小伟的代表作《关公信仰研究系列》丛书，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这个研究系列把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材料混为一谈，很难被视为历史分析。对于胡小伟的另一个主张，碑刻资料有助于从新儒家的角度重构关公信仰，田海也持怀疑态度，他说：“即使这是可能的，我也并不认为这样的重构有助于还原人们对于关公神祗实际的观感和信仰状况；它能告诉我们的或许只是一些与意识形态正当性相关的东西，而与宗教信仰无关。”对没有任何学术机构参与的《关帝文化集成》（张羽新、张双志编，线装书局2009年版），则认为这些材料中包括相当多的重复、删削、概述和晦暗不明的阐释。田海也不认可这些中国学者的两个基本假设：一、关公崇拜是由通俗文学（他称之为白话文学）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二、普通民众通过阅读或其他方式受到了启发。他通过关公熟读《春秋》这个颠覆性的个案，阐明了反倒是口头叙事对书面文本的通俗小说产生了影响。在史料的参考和使用上，田海这部著作竟然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主要集成类文献，他列出了26种，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共有15000多种之多；此外还有中、日文类的参考书目460多种，西文类190多种。有如此规模的阅读和参考作砥柱，怎会不把“神人之间”的本相研究得透透彻彻！

杜鹏飞著：《金石别卷：莲花盦写铜艺术编年》，上海书画出版社2022年7月。（资料图/图）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在其点校的《如晤如语：茫父家书》有一篇前言《偶得一集读，感人深入腑——略言茫父先生书信兼及〈弗堂类稿〉编纂》，内中提到我很多年前所写一篇小文：“苏华先生在《姚华：旧京都的一代通人》一文结束时不禁喟叹：可惜的是，这样一位通人，竟无人作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不朽何在？难道只有字画、颖拓、破墨盒子？”杜鹏飞在其新著《金石别卷：莲花盦写铜艺术编年》中，将他前书的这段感慨又植入长达五万多字的序言中，并再次感叹：“呜呼！茫父不朽矣！”

我与杜鹏飞素未谋面，但他新出之书必买，始于拜读他的《艺苑重光：姚茫父编年事辑》（故宫出版社，2016）。当时我着手一本拙著的再版修订，对我当初写姚华文使用的二手资料，深感不安，于是详检了引文的最初来源和原发期刊。基于同样的心情，当我仔细阅看了这本厚重的年谱后，只在1926年6月条：“《题朽道人京俗画册十七阙》发表于《学衡》”（第321页），发现姚华的这组词作稍早刊发在有金石之好的王季欢所办《鼎脔》美术周刊上，刊期为1926年第10期（2月8日）和第11期（2月15日）；另有《续题陈师曾京俗画册十七册》刊发在该刊1926年第24期（5月17日）和1926年第25期（5月24日），其余皆为我所未见之溯源。由此，我便认定杜著为信得过产品。

姚华有三种独特的不朽作品：一是颖拓，二是写铜，三是以古体诗翻译泰戈尔的《五言飞鸟集》。杜著《金石别卷：莲花盦写铜艺术编年》与前著同样博大精深，只不过将姚华的编年事辑变为以物证史的写铜艺术编年。我先前只知姚华的写铜墨盒，没想到在铜屏、笔筒、印章、裁刀等铜制品上也有不朽之作。其中最令我震撼的有三组作品：梁启超为长女梁思顺楷书十二首古诗词，请姚华绘十二月令花卉，由刻铜名手张樾承操刀的“鸿篇巨制”十二铜屏；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期间，订制铜墨盒88件，一一书写历代碑帖、造像题字、残简等内容，请琉璃厂同古堂铜师张寿丞细心刻就，作为奖品颁给本科和讲习科毕业生以及其他班级优秀学生；1917年5月，为国会参议院议员黄元操写铜盒，录近作《都门杂诗》十二首并序及续作六首，对张勋动用武力企图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丑行痛加斥詈！

[英]斯蒂芬妮•达利等著，左连凯译:《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资料图/图）

牛津大学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研究员斯蒂芬妮·达利等五位专家合著的这本“遗产”，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介绍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书，而是他们以考古材料为依托获得的两万多个事实证据，梳理和考证了美索不达米亚及其遗产对所辐射到的文明古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并具体回答了四个疑问：作为人类文明的里程碑，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如何影响古埃及和古希腊这两大文明古国的？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曾经发生过什么？这个文明是如何流变的？后来又为何会日渐式微？

我特别欣赏的是作者们在这部实证性很强的学术力作中，以高超的叙事能力，把一本我原以为会艰涩难懂的著作，变成了阅读即享受的过程。她们是怎么做到的？原来美索不达米亚诸多遗产中，最令达利注目的是其学术研究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时期，从未因政治变革和语言变化而中断。达利与合作者遵从的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的这种学术研究传统：“无论世代多么黑暗，学术活动从未中断。”我想，灿烂的文明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标签，文明的遗产也不是任人都可以叙写。只有有了文明的力量，才能写出无愧于文明的篇章。

王路曼著：《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商务印书馆2022年8月。（资料图/图）

晋商研究热，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热度不减。这期间，山西所出版的晋商书籍难更细数，仅我忝列执行主编的就有两套：一套是“天下晋商”，另一套是“人说山西”。在二十多册的“人说山西”中，内容完全为晋商家族史的有三种，其中之一就有上海科技大人文研究院教授王路曼在她书中引用的《儒商门第：常家庄园》。令我深感遗憾的是，这许多晋商的书，民间故事和传说以及历史人物的书写占比较大，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探微次之，而用一个理论框架并做出学理分析的则少之又少。晋商的“海内最富”，不是出自这些内循环的晋版图书，而是缘于几个晋商大院的观者麇集和影视剧的热播：前者有《大红灯笼高高挂》，后者则有《昌晋源票号》和《乔家大院》。尽管这些影视作品多有神话的成分，倒也只是艺术加工而已，比起近年把明清时的山西巡抚衙门，民国时期的督军府、省政府大院改为晋商博物院的“出神入化”，还是差了一些。

美国学者艾梅霞所著《茶叶之路》（当时中国境内称“晋商茶路”）2007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后，我即认为，这才是晋商研究该有的示范；读过王路曼的这部以“内陆资本主义”为概念对晋商进行诠释的专著，深感这是晋商研究四十年来最具创新性的成果之一。稍感遗憾的是，在第一章的“票号与殖民地银行”一节中，作者有如下表述：“绝大多数殖民地银行受制于自己狭隘的商业和地理眼界，根本没有到过中国内地；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外国银行家在其四至五年的中国任期内，也不愿意走出通商口岸一步。以汇丰银行为例，迟至1895年，其仅在上海、福州、汉口、厦门、天津和北京六地有分行或代理机构……相比之下，多达三十余家票号分布在全中国四十多个地方，足迹遍布通商口岸和内陆城镇。”（第64页）我认为，晋商票号在沿海和内陆主要城镇所设经营机构之所以远远多于外国银行业，并非王路曼所说的上述两个原因，而是由于相关条约不准许这些银行在通商口岸之外的地方开设办事机构。综览全书，我觉得本书前四章无论是对“内陆资本主义”概念的论述，还是学术语言的娴熟运用，皆流畅而不滞涩。问题出在第五章“票号作为企业与家庭的历史”，家族人物多有陈述性的罗列，与前四章的学术语言风格截然不同。最不该出现的错误在这一章也出现了，如“渠氏家族：从经商到采矿”一节：“渠源祯（应为浈）去世后，其子渠本翘接手经营前述几家票号。”（第211页）渠本翘生于1862年，逝于1919年；渠源浈生于1842年，逝于1920年，儿子比父亲还早去世一年，何来俗话说的“要账鬼”的儿子接手经营票号？需要说明的是：王路曼在简述渠本翘的生平时，只随文说“朝廷因为渠本翘在山西保矿运动中的杰出表现，授予其‘四品京堂’的荣誉官职”，这很容易给读者造成渠本翘是捐班出身。其实渠本翘系晋商中为数不多的正途出身的进士，光绪十八年（1892）即为内阁中书。本书在描述渠本翘在保晋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时，使用的多为二手史料，以至一些细节皆为陈说，甚至有讹误或不准确之处。若参考由阳泉市档案馆编纂、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保晋档案史料研究》，此方面的内容可能要翔实可靠得多。

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