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供奉什么人？文庙祭祀的一个小型范本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祭祀和战争对古代国家来说是同等重要的大事情。战争不止是掠夺资源，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统治力量，而仅有强硬的军队来维系统治也是不够的，在道德层面，传统文化强调的“礼”发挥着它的作用，而祭祀就是礼的重要表现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被认为缺乏宗教性，但也有学者不这么看。许倬云就认为中国的宗教一种基于祖灵崇拜（有别于神祗崇拜）的弥散性宗教（宗教仪式弥散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接受这一认知，那么中国的“礼”的理念以及表象的各种仪式就是中国式的宗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它承载的是回答生命意义、教化世人行为规范、提供道德约束的作用。

西方人的法堂和教堂”恰能对应中国的“戎与祀”，这个“祀”除了私人化的祖先祭祀外，更多地是指国家层面的天地、文庙、武庙等的祭祀。其中，文庙的祭祀更是“国之要典”。文庙差不多就扮演了中国士子们的“教堂”角色。文庙中接受祭拜的都是现实中存在过的先贤先儒，恰能很好地激励和抚慰读书人。

那么文庙祭祀究竟是什么样？又都祭拜哪些人？这套民国《南皮县志》恰有对此祭祀仪式的详细描述。

文庙主祭孔子，但并非只是孔子，而且不同时代，有资格进入文庙祭拜的人也不同。祭拜对象的变迁，也是时代的真实折射。

文庙主祭孔子，而以“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等配享从祀。自唐代以来，谁来配享和从祀，都由官方确定。

最早在孔庙配享的是孔子弟子颜回等人，到了宋代，孟子、子思在孔庙祀典中的地位逐渐上升，颜、曾、思、孟的四配模式开始定型。

《南皮县志》中列明的孔子、四配和十二哲的姓名，同时注明何时从祀。从上表可以看到朱熹在宋朝就已入文庙从祀，然后在清康熙五十一年升为哲位。

唐初崇尚汉代经学，唐代选择进入文庙的儒生大多研究经典注疏，属于“传经之儒”；而宋代理学道统成为社会主流，“明道之儒”进入文庙，如朱熹、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邵雍等。

清代，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统治者更看重治世之业，诸葛亮、李纲、方孝孺、顾炎武等“行道之儒”进入文庙。

《南皮县志》中东西庑配祀的先贤，同时注明入庙配祀的起始时间。宋代周（周敦颐）张（张载）程（程灏、程颐）邵（邵雍）五儒的地位高于汉唐诸儒。

《南皮县志》中文庙东西庑配祀的先儒，既有文坛知名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韩愈等，也有治世之能臣诸葛亮、司马光、韩琦、吕祖谦等。

文庙配祀人物的变化就是一部儒学发展史，不管是”传经“、”释道“或者是”行之于道”，只要能够“扶纲常，淑人心”，教化社会，就可纳入文庙祀典。

唐代将国家祭祀分作大祀、中祀和小祀三级。“国有大祀、中祀、小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宗庙皆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并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灵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并为小祀。州县社稷、释奠及诸神祀并同为小祀”（《大唐开元礼》卷一）。

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将京师国子监文宣王庙祭祀升为大祀，笾豆增加为十二，但州县仍为中祀；

庆元元年（1195年）京师国子监孔子庙祭祀又恢复了中祀。

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确定释奠制度，孔子及配享的颜子、孟子都是十笾豆、簠簋各二，牲用少牢，仍然为中祀。元代沿用中祀等级，但改为太牢。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升孔子庙为大祀，笾豆十二，舞八佾。明嘉靖九年（1530年），厘正孔子庙祀典，又恢复为中祀。

清初沿用中祀等级，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再次升为大祀。

民国三年（1914年）颁布的《民国大总统祀典礼令》明确规定，“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仍从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

文庙祭祀从唐代始，在中祀和大祀之间摇摆，直到清末、民国固定为大祀。大祀的祭品及摆放位置，以及侑舞的样式，可参考《南皮县志》图示：

更多南皮县志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