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经典论文，西方新传记史学的研究旨趣

西方新传记史学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对史学思想的前沿探索。西方学界近三十来年的历史人物传记研究，无论是聚焦于阐述历史上的个体、群体及集体对周遭世界的经验、感受及理解方式的认识论转向，还是侧重于以个体、群体及集体为研究取径和事实依据的方法论反思，“重新发现（具体的）人”始终是其研究旨趣，体现着新传记史学家对历史学和当代世界的双重关切。在书写新传记文本的西方历史学家看来，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始终是一种实践性的、情景性的、具体性的主体性活动，因而历史书写应该以阐明人的境况为核心内容，充分体现出对人的精神状况、心灵世界和生活境遇的关切与尊重，从而在此基础上阐明历史学的性质、对象、价值与方法。

谁的历史

众所周知，传统传记史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都是有权力影响周遭世界的大人物，特别是男性大人物。然而，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在欧美国家反主流文化运动和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所阐发的治史观念——“从底层向上看”的双重影响下，许多西方史家对“谁是历史的行动者”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强调历史上的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理应得到历史学家的平等对待。

考察目前已面世的西方新传记史学著述，传主平等化、多元化或类型化是其首要特征。不同性别的显要人物、普通人（常人）、底层人及边缘人，无论其拥有何种身份、职业及社会地位，在新传记史学家心目中都是一个个具有同等尊严及诉求的鲜活生命。传统的传记史学多以单个的大人物为对象，而新的传记史学文本的传主既有具体的个人，又有特定的群体。首先，从根本上说，传主的平等化、多元化或类型化，表明新传记史学家在尊崇新社会史家和微观史家的研究视角——研究普通人或边缘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或心灵世界时所采取的“自下而上”的视角——的同时，亦反对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力图通过探究不同群体的历史经验或体验，发掘并讲述他们的生命故事，恢复或重建他们的历史地位，从而有利于读者更加立体地窥视某个具体的或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不同面向，并获取具体且多元的历史知识，最终深化对人类自身历史的理解和认知。其次，传主的平等化、多元化或类型化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新传记史家革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意图。新传记史学家认为“人文主义是具体且自由的关怀”，抗拒对历史进行总体性解释的西方现代宏大叙事。更进一步说，传主的多元化或类型化取向，体现了新传记史学家对全球化时代民粹主义的舆论专制——主要表现为标签化和污名化——的一种反抗精神及其行动，是一种从个体和不同群体的维度争取人类解放及自由的斗争，因而颇具革命性意义。最后，传主的平等化、多元化或类型化，对于历史学科而言，事实上意味着史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得到了拓展。在新传记史学家眼里，原始材料不再是评判历史研究成果优劣的唯一标准，史料也不再局限于官方档案和私人的日记、书信、账簿、契据、读书笔记等。特别是在致力于书写普通人或边缘人传记的新史学家那里，那些曾经在历史学职业化的过程中不被认可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如今已然成为他们情有独钟的史料来源，尤其是那些充满历史感和表现历史意识的文学作品与艺术作品，它们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或许远胜于原始史料。

从学术对话的维度观之，在认识论层面，新传记史学家往往以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为理论思考的导向，以身处某种特定的历史情势中的某个具体的人物、特定的群体及集体的经验或体验为中心，阐发历史学家对人之生命的审美主义观照，由此探索人类自身存在的有限性和超越性。在方法论层面，新传记史学家除了采取我们通常所熟知的以文、艺术证史或证伪的方法，大多竭力避免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僭越理性的单一归因方法，而是选择以极为审慎的态度反思依照时间序列而推断出的实证主义历史因果论，着力于追问意义问题和各种相关性历史元素。为了考察传主多维度的生产、生活实践，新传记史学家们积极主动地采取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进行研究，除了不断与各个新史学研究领域展开对话，还经常借助文化人类学、知识社会学、心理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概念，体现出整合或融合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强烈愿望，竭力避免历史学趋向碎片化或零碎化的问题。无论是处理与历史名人相关的繁多材料，还是面对与处于“失语或沉默”状态的个体和群体相关的史料缺损状况，新传记史学家都必须掌握与研究对象有关联的学科知识，了解诸如修辞学、地质学、病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以便挖掘、甄别、选择、解读史料，最终在建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寻历史真相。新传记史学家们试图采取与其他新史学研究领域的同仁们积极对话的方式，努力构造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学术思考环境，共同推进历史学科的革新。

依笔者管见，叙述一个个单数或复数传主的多样化经历和独特体验，必然造就研究视角多元化、历史观点多样性、历史意义丰富性的文化语境，经过时间的汰洗，一部分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必将被保留下来，而后得以发展和升华，从而生产出有益于构建新的社会共识及其现代文化的历史知识。必须承认，新传记史学家为融合各种新理论和新史学所作出的努力，以及由此所彰显的多元互动的历史观，为21世纪的历史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一方面有利于更新历史证据观，拓展并深化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另一方面则促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加重视知识重构的问题，希冀由此实现“文化的进化”，重塑新的人文主义精神。

传主时刻与生命经验史观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洛赫有过一个论断：历史学是一门研究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新传记史家在发掘“历史的行动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之前，深知传记书写必须被纳入历史分析框架之内才具有意义，因而把建构传主的历史时间视为首要任务。

在传统的传记史学家那里，其预设了大人物在公共领域乃至私人生活领域的行动与历史演变的节律及特点密切相关，故而坚信传主的个人自然生命时间与历史时间具有同一性。在叙事主义理论与微观史学实践活跃对话的新史学语境中，新传记史学家自觉到历史时间具有二元性质，认为单数和复数的传主之历史时间是从自我意识觉醒——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形成——的那个时刻开始的。传主时刻的显现标志着传主自我身份的确立。故此，新传记史学家往往只攫取传主的一个或几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生片段，通过聚焦于传主在某个特定的或者具体的时刻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互动或对话，以表现传主在其生命经验历程中的自我交互作用和反思性活动为主旨思想，从而阐明个别的历史事件或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复杂性或悖论性，以便深化公众对传主身处其中的历史情境的理解和认识。换言之，新传记史学家在阐释传主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代表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的同时，并未放弃对抽象的普遍性之追求，而是旨在从具体而微的传主生命经验故事中发现或阐释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致力于把人的整体存在秩序作为思考的对象。因此，他们在讲述传主的生命经验故事时，既注重表现社会历史时间的结构性特征，又试图揭示个体及群体时间的独异性和特定空间的再生产性。（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