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跨越两千多年，回过头去再看孔子，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孔子高瞻远瞩，他提出的“仁政德治”主张，他提出的“小康”和“大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政治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小编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助到您。
孔子的政治哲学与治国方略
学界为孔子平反，其为人类历史“轴心时代”文化巨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已有定论;但是在政治方面，自从胡适称孔子的政治哲学为“正名主义”，所谓“正名”便被泛化为普适性政纲，批评孔子“保守、落后以至反动”的观点成为主流。新时期以来，对其政治哲学与治国方略误解尤深。正本清源，廓清误解，已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当务之急。
正名主义，还是民本主义
《论语·子路》篇“正名”一章，古今注解多误。要廓清误解，须弄清其师徒对话的历史背景。
此章应系哀公六年公元前4，其中“卫君”乃卫出公，名辄，卫灵公之孙、太子蒯聩之子。据《左传》，太子蒯聩谋刺南子不成，投靠了其父仇敌赵简子。哀公二年前493年卫灵公殁，赵简子企图送蒯聩归国继位以控制卫国;忠于灵公的大臣拥立公孙辄继位，拒蒯聩于卫晋边界的戚邑，形成了表面是卫出公父子争国，实乃卫以齐鲁为后援抵御晋国干涉，长期相持不下的局面。哀公六年孔子自楚返卫，所言“正名”，正是针对卫国君臣父子名分紊乱之局。
汉儒郑玄、北宋邢昺注“正名”为“正百事之名”“百物之名”，显然大而无当。朱熹《论语集注》为挽旧注之失，指出“正名”的针对性，却误将“名不正，则言不顺”等语作为一般道理的正确性，混同于“正名”治国方略的普适性，忽略了首先实施“正名”的前提条件。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受朱注影响，称孔子的政治哲学为“正名主义”，并把“正名”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画上等号。其实，“齐景公问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要求君臣父子的行为符合各自身份，到位而不逾越本分。这分明是正身、正行，而非正名;硬说是正名，是偷换概念;将其泛化为“正名主义”更是莫大误解。误解却被普遍接受，直到1981年张岱年教授始醒悟道：“以前，很多人包括我在内解释正名，都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正名的主要内容，这在事实上恐怕并不切合于正名的含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说是‘循名责实’，而正名是纠正名义，并不是一回事。”此论发表36年了，误解依旧充斥于各种《论语》注本和有关论著。
如能摒弃流行的偏见，则不难发现，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崇仁尚德的民本主义。
政治哲学是政治与伦理的耦合体，是如何获得美好生活和良序社会的理性反思与实践智慧。先秦民本思潮蔚为大观，上古典籍颇有记载。孔子汲取前人政治思想精华，标举仁学的旗帜，对政治的目的、规律、规范、为政方略、理想的政治生活有深刻论述，其政治哲学含蕴丰富。主要内容有：1.“仁者爱人”，推行忠恕;2.“使民以时”，惠民安民;3.“为政以德”，政者正也;4.“为国以礼”，宽猛相济;5.“有教无类”，育贤举贤;6.“讲信修睦”，贵和贵公;7.尊君权，张公室，大一统。详见2018年2月4日《光明日报》第6版其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道德至上，还是民众至上
谈孔子的治国方略，首先要纠正单以读书、教书论孔的偏差。胡适讲“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似乎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亦可归咎孔子及其开创的教育传统。
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春秋时代还没有常备军，官吏文武不分职。当时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是文武兼备的，射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皆为“士”之必修课。孔子是陬邑大夫之子，早年习得六艺，“射、御”娴熟毋庸置疑。《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先秦1尺约合今0.66尺，按此折算其身高约2.112米;《吕氏春秋·慎大》谓“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可见身材高大膂力过人，这是冷兵器时代超常的军事资质。孔门颇有武艺传授，七十子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与此相关，孔子的治国方略也是文武兼备、宽猛相济的。
谈孔子的治国方略，本文仅就引用率最高的《论语·颜渊》第七章，对流行的误解略加驳议。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此章“足食、去食”究系谁之食?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阐释最清楚：“足食”是在农人丰收季节“善藏其余”，使政府仓廪实;“去食”是去府库所藏，缓征公粮，乃至开仓放粮。现代论者无视刘氏注解，将“足食、去食”释为民食，进而批判孔子“道德至上”“道德第一的思想”，实在是学术的退步。但凡平心研读即可看出：孔子所提“为政”三要素，是针对执政者而言;“必不得已”而去兵、去食，是说若遇灾荒饥馑，须缓征军赋、公粮，不仅缓征，还要放粮赈灾，以保民生安民命。知此，“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绝非要求民众宁可饿死也要守信，而是说“去食”之后，执政者顶多饿死，宁死也不能丢弃民众信任这一立国之本。因为国家社稷存亡，比君主卿大夫个人生死更重要。君主卿大夫为国而死，虽死而大节不亏;只要保有民众信任拥护，即可选君之兄弟子侄另立新君，从卿大夫家族选其继任者，以维系帮国不亡、社稷犹存。此乃春秋不断上演的历史活剧。孔子正是看清这一点，才将“民信之”作为最不可放弃的要素。此治国方略把备战、备荒作为基本国策，不仅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相通之处。它隐含着对民众在国家兴亡、政权更迭中决定性作用的高度肯定，分明是民生至上、民众至上，岂能与“道德至上”混为一谈?后来《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本是此治国方略题中应有之义，是对孔子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汉儒提出“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则是对于孔孟的正确理解和发挥。
总之，孔子的政治哲学与治国方略集夏、商、周三代之大成。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兴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传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同时，搜集整理古文献传授于弟子，推动文教内容丰富发展并下移于庶民。其进步作用与深远影响不可低估。我们应为孔子这样一位矗立在人类历史轴心时代的文化巨人感到自豪，进而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孔子的“十大贡献”
第一、文化上的贡献我国公元前841年前没有文字史料，是孔子编修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把上古文化和文明传承下来的。在孔子时代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中，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线。孔子是中华上古文化的传承人以及5000年中华文化的奠基人。
第二、观念上的贡献在历史上夏代尊“天命”，商代信“鬼神”，到了西周周公开始“制礼作乐”，“明德慎罚”，转向注重“礼乐文明”。这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一大飞跃。孔子不言所谓有意志有灵验的“天命”和“鬼神”，而对西周的礼乐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孔子是引导中国从“有神论”向“无神论”观念转变的第一人。
第三、文学上的贡献《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据《史记》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经过孔子整理删定形成了流传至今的《诗经》版本，又叫《诗三百》，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新篇章，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孔子是中国文学史上开创新篇章的第一人。
第四、哲学上的贡献《易》原本是一部筮shì占之书。孔子使《易》这部筮占之书成为大道之源，成为中国哲学之源。孔子作的《易传》由《易》的“筮占”功能转变到《易》的“德义”层面上来，其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观念已成为人类“求变向上”的思想基础和中国哲学的宝贵财富。孔子是改造《易》使《易》转向哲学，引发易学革命的第一人。
第五、史学上的贡献孔子编撰的《春秋》是记载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鲁国历史的第一部史书。这部《春秋》仅仅一万余字却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可谓言简意丰。《春秋》为我国两千多年史学的发展创立和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中国史学之父不是司马迁而是孔子。孔子开修史之先河，是为我国史学奠基的第一人。
第六、教育上的贡献在历史上，孔子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人学校，在设坛办学、教书育人方面遐迩闻名。
孔子办学是政治家办学。他所选编设置的六种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为培养多方面人才服务的。孔子注重“文、行、忠、信”的教育，把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学，取得了新的成就。
更为可贵的是，孔子办学主张“有教无类”，实行全民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孔子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论。
第七、德育上的贡献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道败德失的春秋末期。他不但告诉人们学做人、学文化、学技艺等方面的知识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的方法，而且提出了以“中华十大传统美德”简称“中华十德”——“仁、义、礼、智、信、忠、孝、勤、公、省”为内容的伦理道德观念。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道德先师。
第八、体育上的贡献孔子一向重视体育锻炼。“射”和“御”是孔子开设的六门课程中的两门必修课。“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作为先生的孔子很重视射箭，他本人的技艺也很高。为了强健身体，孔子不但重视体育，而且注重营养卫生。同体育锻炼相统一，孔子注重养生之道，为后世逐渐形成的养生学铺设了道路。
第九、美育上的贡献所谓美育，就是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审美情操和审美兴趣的教育。孔子是把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一起纳入教育内容的第一位先师。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中我们看到，孔子的诗教、乐教除了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从政本领之外，还有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审美修养和审美情趣之意。
第十、政治上的贡献尽管孔子的政治生涯比较短暂，但是政绩卓著。孔子倡导道德政治。孔子始终把人际的友善、家庭的和美、邻里的和睦、社会的和谐、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太平摆在重要位置。他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政治主张。
孔子所说的德治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法治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孔子在教化世人、稳定社会、安邦治国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