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全国两会,各界聚焦改革。今年的中国改革面临哪些新形势、新变化?下一步改革如何突破?日前,本报记者再次赴沪,专访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陷入徘徊时,曾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政论家周瑞金,听他讲讲对今年改革形势的看法。这是自2006年起,本报连续第四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与周瑞金先生对话。
今年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共克时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新京报:又到了全国两会,今年的改革与往年相比,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作为中国改革长期观察者,您怎么看当下改革所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
周瑞金:我们走过30年改革开放历程之后,突然遇到了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出口下滑,企业经营困难,投资信心不足,消费需求不振,两千万农民工、上百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支撑中国30年经济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到颠覆性的影响。这就是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所以,今年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共克时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有的改革,都要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这一点上下已经形成共识。
新京报:这场危机对中国改革,是促进还是延迟甚至阻碍?北大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这次危机是推动中国改革有实质性进步的契机”。有没有化危为机的可能?
周瑞金:我基本同意周其仁的观点。因为改革都是危机之下的改革,30年前能进行改革,就是因为“”这场大浩劫,使我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政治冤案遍域中,民怨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老一代领导有强烈的执政危机感,不改革死路一条。后来不断碰到问题,不断靠改革推动。
这次危机如果对改革有影响,首先是一种推动作用,克服危机本身就是改革的机遇。
危机之下,三个方面的改革有可能取得突破
新京报:化危为机,在这场危机的冲击之下,哪些领域的改革,有可能获得突破?
周瑞金:三个方面的改革有可能取得突破,第一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决心把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内需拉动型,突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本还有亚洲四小龙,都曾经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实行二十年以后都遇到问题,最后需要转型。今天,这个转型对我们更加迫切。
第二,从政治上说,这场危机将推动政府更加注意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接受民众监督,也能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因为要度过这场危机,必须上下合力,让民众广泛参与,共克时艰靠的是上下一心锐意改革,在克服危机中端正党纪政风,抑制******。
第三,这场危机能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今天碰到的最大困难,是几千万人遭遇了失业,这种状况下民生问题就突出了。当然,这些问题,不全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而是过去30年积累下来的,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危机中要通过改革,推动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国家要大力投入,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国家财政预算要向民生倾斜,向增加消费方面倾斜,增加老百姓收入。
但也要警惕这场危机对改革的负面影响。现在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好像危机是市场过度发展带来的,有人提出反对市场自由;有的以我国金融体系没有受到冲击,说明我们的金融体制没有必要深化改革;也有的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模式完全不需要再做任何改革了。
这种种议论对改革起消极作用。问题出在,我们没有弄清楚这场危机的深刻根源是什么。
这场危机是新经济时代的产物,不表明自由市场不行了
新京报:这场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您去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美国人怎么看待经济危机的根源?
周瑞金:危机期间,我在美国观察了一下,也找一些专家交流探索。我感觉,这场金融危机,很多人同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相提并论,我认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本次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是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引发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世界信息的地球村推动经济全球化。美国由于发展信息新产业,产生新经济形态,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这20年时间,经济全球化正是依赖于信息革命。中国等新生经济体所以有后发优势,就在于以信息化推动了工业化。
而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新技术革命推动了虚拟经济的蓬勃发展。借助网络发展虚拟经济,使得金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金融,大量崭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出来了。对这种金融创新产品的大量涌现,监管手段一时跟不上。美国这一次爆发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因为新经济支持的金融发展失控了,失去了监管。
用一句老话说,就是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却没有跟着变。
新京报:应对的思路也与上次不同?
周瑞金:要有新的手段、新的办法。美国人通过研究,提出在加强对金融创新监管的同时,需要以新的技术革命来应对危机,他们着重在研究以新能源革命作为振兴经济的途径。
以科学技术和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这是美国的特点。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他们都持这样的看法。
我认为这样看就比较正确了。我们要从这个层面认识危机的根源,不能认为是自由市场不行了,更不能认为要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了,那样会走上错误的道路。
即便金融危机不来,中国经济早晚也会出问题
新京报:关于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有几种观点,有的坚持是国际因素造成的,有的坚持是中国经济结构自身存在问题,国际的影响并不大。您的观点呢?
周瑞金:我认为,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有影响,但不是主要的,即便这场金融危机不来,我们的经济也会出现问题,内生因素是大于外生因素的。
第一,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结构、分配不合理,过分依赖投资、出口,在国家财富分配方面,国民收入占的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大,导致消费萎缩。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这些年一直没能实现很好的转型,加上这几年的国进民退,大量资源向政府和大型垄断企业集中,市场化开始走回头路。
第二,这两年实行“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政策,这个方针是否符合实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结果这个政策出来不久,就赶紧调整了。更严重的是,当时大家把“三防”的重点放在民营经济,打击的都是民营企业,导致资源、资本向政府、国企垄断,民间活力丧失。
结果,国际金融危机一来,订单减少,一部分外资撤退,珠三角、长三角中小型出口企业大幅度萎缩,大量工人失去了工作。
而且,我在美国切身感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是华尔街白领阶层,这些人早已赚饱钱了,危机来了,他们没有生活之虞,不少出去环球旅游,或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就业,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相反,在中国金融界的白领阶层受到的冲击很小,主要是外向型企业的农民工大量丢掉饭碗,这就直接影响到民生问题。
所以,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和美国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美国要研究怎么监控金融衍生产品,我们中国呢?金融还不发达,体制问题多多,我们是要提倡金融创新,进一步开放,在创新、开放中研究管理、监督的制度和措施。
4万亿投向民生、社保、中小型民营企业,鼓励创业,才是治本之道
新京报:这几年,中央将推动4万亿投资来刺激经济,拉动内需,解决就业。您对投资的方向有什么看法?
周瑞金: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然而,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这场危机对改革也有负面影响。现在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好像危机是市场过度发展带来的,有人提出反对市场自由;也有的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模式完全不需要再做任何改革了。这种种议论对改革起消极作用。
过去的一年,在还权于民上,是有进展的,比如决策层越来越重视网民的意见,包括官员出国、抽名烟等事件被网络曝光后,都很快得到了解决,说明网民的监督权得到了重视。还有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思维有了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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