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因为没有资金实力,他们很难请到或请得起高水平的人才,也没有太多的钱用于广告或市场推广。下面小编就为大家解开，希望能帮到你。
篇一
你这样干一个月赚的钱，还不如我在北京蒸一次桑拿的花销。”2002年春，19岁的陈永青在家乡给一户富人家搞装修时，男主人如此跟他说。尽管他觉得对方有些吹牛，但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对方年仅30多岁，就在北京有了一家大公司。
这让陈永青对未来有了很多想法。2002年秋，北京某部队前来陈永青的家乡招兵，善于摔跤的他报名参了军。他开始被分配到******库做保管员，工作很枯燥，毫无挑战性。他苦练射击、摔跤，一年后入选军区特战队。他连续三年获得军区搏击第一名，当上了警卫局的搏击教练。他还是部队的神枪手、散打王和首长警卫。
2006年初，陈永青退役后留在了北京。望着林立的高楼大厦，他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扎下根来，拥有自己的事业!经过一番折腾，他不但没赚到钱，还背上了债务。怎么办?那段时间，他迷恋上了看书，试图从书中汲取智慧。一天，他在购书中心看到一本畅销书《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
读完后，陈永青感叹不已：“穷人就应该混在富人堆里，那样成功的机会多很多!”与此同时，最近的挫折也让他懂得了一个道理：在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里打拼很难获得成功。他静下心将两者结合起来分析，便有了灵感：自己的强项是散打、摔跤和保护别人，也许，给富人们当保镖是适合自己的致富途径!
陈永青应聘到北京的一家保镖公司上班。可当时的保镖行业，并不是很规范，许多普通保镖就相当于一名“打手”，整天无非是跟一些老板喝酒吃饭、催账赖账、打打杀杀。这与他的初衷有出入。他认为，真正的保镖不应该是“江湖混混”。他离开了那家保镖公司，给企业老板当司机兼保镖，每月赚几千元的工资，不再替人收高利贷挣上万元的“黑心钱”。他以真诚的心和出色的工作能力赢得很多企业家的信任。
一年后，陈永青联合几个志同道合的保镖朋友以及昔日战友，开了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保镖公司——“天骄特卫”安全顾问公司。
陈永青招募760多名退役特种兵，根据市场反馈的客户需求，制定了搏击、擒拿、防爆、驾驶等一系列课程，进行封闭式训练之后，正式对外营业。
陈永青处处力求创新，比如同行属下大多称老板为“大哥”，他只许员工叫他“陈总”;别的公司大多叫保镖公司、保安公司或调查公司，他的称为“安全顾问公司”;很多同行打出“专业收账、一级保障”的标语，而他的口号是“要员保护专家”、“富豪商贾、名人明星的贴身护卫”等。他的公司在行业内渐渐地有了不错的声名，经常有些知名企业来公司雇请保镖。但毕竟是新公司，一些客户对陈永青的实力表示怀疑。
一次，北京某大型集团的总裁想雇一个私人保镖，他便推荐了曾在中央警卫局工作过的孙佳。孙佳去后，对方不太相信地问：“有没有这么神呀?那你能说说保护过哪一位首长吗?”孙佳谦和地笑道：“虽然退伍了，可这是纪律，我不能说。但像您集团里的那种普通保安，我一个能打10个……”为了让客户“验货”，陈永青组织了一场格斗比赛，重点“节目”是孙佳与10个普通保安散打比武，孙佳获胜了。该总裁看得目瞪口呆，当即签了合约。
陈永青的公司得到越来越多的大老板、名人、明星等公众人物的青睐。2008年春晚期间，笑星赵本山成了陈永青的客户。春晚结束，赵本山对陈永青公司提供的“安全顾问”服务表示非常满意，双方又进行了多次合作。陈永青获得了更多社会知名人士的认同。此后的一两年时间里，李彦宏、牛根生、刘德华、梁咏琪等商界、艺界大腕，都先后慕名聘请了他公司里的保镖。
2009年，陈永青将公司搬进了国贸大厦附近的一座高档写字楼，他激动地对手下说：“各位兄弟，我们靠自己的一身真功夫干出了不错的成绩，但还不是骄傲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努力和用心，让更多的富人瞧得起咱这帮穷哥们，把我们当朋友看!”
虽然生意步入正轨，也为不少名人提供了服务，但陈永青清楚，公司经营压力很大，比如训练场难找、办公室租金昂贵、业务不够稳定、人员流动性大……名人、明星来北京呆几天就走了，一些给大老板、富豪当保镖的手下，干不了多久往往就单飞了，还有些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保镖，受金钱诱惑被同行挖去收高利贷……
陈永青明白，要想实现盈利和大发展，必须扩大经营规模，培养大量专业、高标准的保镖。然而，招兵买马需要雄厚资金，到哪去筹钱呢?向朋友借，可朋友都是穷战友;从银行贷款，但他的公司不是实业型的，贷不到款。正在他发愁的时候，一个手下提醒他说：“陈总，你不是常说富人就是我们最大的资源吗?何不找一个企业家跟我们合作呢?”“对呀!”他猛拍了一下脑袋，连夜起草了方案。
几经努力，陈永青与北京中成卫星技术中心有限公司的老总达成了合作，中成入股40%，他的账上立即多了500万元资金。拿到投资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了安全顾问保镖培训机制，实现安全顾问人员的规模性输出，并不断加强品牌建设，向保镖灌输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
报名当保镖的，大多在部队受过相当的搏击和侦查训练，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而他在训练学员时，最重要的就是改变学员的这种自我意识，几乎每天都要进行这样一项训练：当一辆汽车高速通过自己旁边的时候，保镖第一反应必须是先推开客户;当汽车与自己身体仅有十几厘米的距离时，保镖要做的还是保护客户……
之所以如此严格，陈永青就是希望自己培养出来的保镖是行业内最顶尖的。他经常教导学员说：“一名合格的特卫人员，不仅要身手好，专业强，更重要的是品格高尚、忠诚度高和责任心强!”为此，他在选拔学员时也非常苛刻：必须是身高1.85米以上的退伍军人。每次招生时，先筛选五六十人进入第二轮面试和考核，由他亲自把关，最终只有五六个人被录用。
为了锻炼保镖的抗干扰能力，陈永青经常会让教官突然扇学员一个大耳光，如果该学员反抗，立即淘汰。这种做法虽然无情，陈永青却说：“没有办法，如果歌迷为了亲近某明星而扇了保镖一耳光，保镖难道把明星撂在一边，和歌迷打起来吗?”
此外，陈永青根据保镖的综合素质不同，把他们分为三类：初级私人保镖要会开车，能反跟踪，精通地方语言，善于交流;中级私人保镖，在初级的基础上还要懂公文，会写作，会电脑;高级私人保镖在中级的基础上还要懂得更多，如懂外语，知晓法律、网络技术，能策划活动、统筹行程安排等。不同的等级，收费标准不同，因而决定了保镖的收入也不同。比如他公司的业务主要分“活动服务”和“年度服务”两项，需要“活动服务”的雇主，每天要为每名保镖支付1200-1800元，“年度服务”则需支付13.8～16.8万元。然后，保镖的收入主要靠提成，一级保镖年薪可达20万元，一般的保镖年收入6-10万元。
除了批量输出保镖及安保服务外，陈永青还创办了安全防范技术中心，推出了相关“衍生产品”——智能安防设备。他发现，企业家、明星出行都是入驻星级酒店，但酒店恰恰也是危险分子、狗仔队、娱乐记者紧盯的地方，而安全工作却又是各大酒店最薄弱的环节。因此，他陆续与各大星级酒店签署了安全服务标准方案，不仅向酒店派驻收费保镖，还向酒店推销公司的智能安防设备。他的智能安防设备在服务客户时往往是硬性要求，比如某富豪或明星入住某高档别墅小区，为保证其安全，他会在室外、屋内甚至卫生间内统一布置安防措施，并与布局于整个住宅小区的RFID系统联合，使陌生人根本无法接近入住者。
陈永青的生意越做越大。2011年，他的保镖先后被输送到天津港众多500强企业执行任务，为多名外国贵宾提供了特别护卫，并与全球20多个国家建立了海运安保合作关系。为了培训国际保镖人才，2011年夏他开设了一个特别训练营，45名学员接受了28天的军事化魔鬼训练，除了必要的要员保护课程，他们还出国接受了以色列国际安全学院特种驾驶、美国FBI联邦调查局读心术、特种侦察技术、反恐训练、格斗术、商务礼仪等各项高端培训。
2011年11月1日，电影《杨门女将》首映式在北京举办，现场的安保工作全部由陈永青公司负责。活动当天，陈永青亲自带队护驾成龙、张柏芝、任贤齐、刘晓庆等明星。和明星们接触多了，陈永青又有了灵感，他决定利用手中的人脉资源，自己主导投资一部电影《中南海保镖2》，目前正在筹划之中。
如今，陈永青的公司已有200多名保镖。作为董事长，年仅28岁的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
篇二
梦是心写照
不管这个社会如何强调“人人平等”，我觉得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人是不平等的。不但不平等，而且还有相当差别的阶层。象登山的天梯，由穷到富一阶阶排列开去，最富的人，永远站在山顶上，只有他们，才能尽情地赏玩人生的美景。而穷人呢?每一步登高，都充满了艰辛。
我常常想，在中国13亿人口里，我应该处在哪一个阶层呢?
我叫章西良，69年底出生，在豫中一个偏僻乡村长大。出生时家境已变得很差，粮不够吃，所以，老爹给我取名字叫惜粮。西良是我在阳城师范上学时改的，为的是纪念儿时的记忆，因为小时候，总感觉所有的好东西，都在老家的西边的阳城那里。
1976年，我7岁。去学校报名的时候，姐姐反复告诉我，老师问你是什么成分，千万不要说是中农，要说是贫农。我不明白中农和贫农的区别，但我知道，小朋友们和我一样，都是过年才有新衣服穿。那时候的冬天真冷，差不多每一个小朋友脸上都挂着两条鼻涕，在鼻子下面象两条进进出出的绳。鼻涕永远擦不干净，有时候我会想：鼻涕到底有多少呢?能不能揪着绳头把它们全拽出来呢?
1986年，我17岁，正上初三，应该8年学完的课，我用了整整10年。其实那时候大家也和我一样，用10年或是更长的时间读完小学和初中，然后去考小中专，希望从此吃上国家的“商品粮”。那时候高中不吃香，不但要等上三年才能考大学，而且能否考上还存在更多的不确定，在农村，人们喜欢离自己最近的富贵。我还算是幸运，那一年考上了阳城师范学校，跳出了农门。不过，家里正因母亲的病陷入穷困，我到村里的窑场做了一个暑假的苦工，挣了26元，父亲又借了一些，还有两个姐姐的支援，才凑够了110元学费。那时候中国还只有10多亿人口，我们家的生活情况，我想最多能排在9亿那个地方，在人生的山脚处。
师范毕业分到老家教了三年书，后来因为写作方面的特长，调到乡政府当通讯员。毕业后第五年到阳城电视台应聘成了记者，碰到了我人生中最大的贵人。
1996年，参加工作第7年，那时候生活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有了舒服、荣耀的感觉。我又在心里排自己的位置，我觉得自己应该排到5亿人之内了吧。
2000年，怀着强烈的脱贫致富梦想，进入股市。2001年，与别人合伙做生意，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当然，这都是我的第二职业，贫穷的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底气放弃那时的工作。因为不是全身心投入，生意时好时坏，不过，成绩还算可以，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而且，工作上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还混上了阳城市西城区正科级干部。
如今，已至不惑的我，再次排列自己在全中国人民中的位次。我欣慰地发现，无论是按职务高低还是个人财富资产的多少，我都觉得应该是排在了一亿人之内。当然，由于没有精准的数据，我这种估计很不科学。但是，如果用我所在阳城的数据来排序的话，我惊讶我现在所处的位置。论职务在全区32万人中排到了400名之内。在资产上，我毕业时的每月工资100元，现在每月也只有1500元，尽管工资每年都在增长，但20年的工资总额大约也就是16万元。连同我妻子的那份，最多也超不过30万元，然而，我却靠自己的努力积累了百万资产。尽管这些资产在有钱人眼里不算什么，但我觉得，我从穷苦的农村出来，白手起家创业，清清白白地靠自己的努力挣钱，完成了一个穷人艰难的翻身，是非常成功的。
按我的条件，原本就是在山脚下的，现在，我很高兴自己能同开始就在山腰的人一样，或是比他们提前享受了山上的风景。我对自己向来要求不高，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只要能够养家糊口，做到一个人的收入，够一家人用就行了。现在，我靠自己的努力，居然做到了。17年的奋斗，让我拥有了“一亿人之下，十二亿人之上”的感觉。不管这样的结论是否准确，我喜欢用这样的成绩鼓励自己、评价自己，这样的结果，我很满足。
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人们的起跑线注定不同，但每个人一生所要达到的目标，却又是异常的一致。小时候，有一次爹借不来钱，娘给我说，这个世道，是个高岗添土的世道，越是富人，越有人帮，越是穷人，越没有人搭理。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人知。你要是想出人头地，就一定要成为富人。
娘说的“高岗添土”，是我们老家的一句土话，小时候不太理解，长大了看多了高岗添土的事才深有感触。这个社会不就是一个弱肉强食、充满交换、高岗添土的社会吗?富人原本有钱、有资源，处在社会的“高岗”上，而穷人则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可悲的是穷人总想找到一条通往高岗的捷径，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脚下的土，添到富人脚下的高岗处，渴望着通过高岗处富人的提携，让他站得高些。可是，世态炎凉，结果常常难遂人愿，在这种高岗添土的交换中，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因为掏空了脚下的土，处境反倒更差，更加处在人生的洼地了。
我曾想把自己走过的路写下来，然而，一次又一次停笔。我原本对自己所谓的成功感觉心虚，感觉孤芳自赏。现在社会上到处充斥着年薪10万、100万的消息，我那点可怜的成就，实在会让他们不耻。就在这次我下定决心写下去的时候，我又偶然遇到了我刚毕业当老师时教过的一个学生，连高中都没有进过的他，如今创办的企业资产已超过8000万元。但我还是最终决定要写下去，因为我觉得，许多比我成功的人，他们的起点原本就高，我是没有办同他们相比的，而我那个学生，应该算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杰出代表。我是中国并不发达的中部最标本式的穷人，我想，对于那些处在人生“洼地”，一无金钱二无职位的穷人，对于那些梦想早日出人头地年轻人，我这个穷人翻身的经历和感受，对他们的人生应该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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