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各个景点名字由来：黄山地名里的千古之谜

摘要：古徽土著山越人与现在的壮侗语族诸民族都是古百越族的地域分支，他们的语言都是古百越语的地域变体。诸多外部和内部证据都说明，歙县8个村名的通名“那”一词是古山越语遗留在汉语里的底层词汇，其读音与壮侗语族里的

几乎一模一样，本义都是“水田”，转指义都是“村庄”。历史上，徽州土著山越人与后来迁入的中原氏族在持续融合的过程中，山越文化和语言不断汉化以至整体衰亡，仅个别成分遗留下来成为汉文化、汉语的底层成分，歙县8个村名里的“那”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是古百越语保留在徽语地名里的活化石。

关键词：徽语；村名；那；百越语

徽州不仅拥有风华绝代的黄山和堪称“北纬30度神秘线上的第九大奇观”花山谜窟，还拥有地名里的千古之谜——村名里的“那”。前两者早已名满天下，风靡世界，后者至今仍“藏在深闺人未识”，世人“不知庐山真面目”。

一、孤僻怪异的村落通名“那”

除行政村名外，黄山市至少拥有635个“专名 通名”式自然村名。其中用得最多的通名主要有“村、庄、源、棚、寨、那、洞、都”等8个。按照构成村名的数量频次，由高到低可排列如下：423个用“村”作通名；128个用“庄”；51个用“棚”；44个用“源”；11个用“寨”；8个用“那”；6个用“洞”；5个用“都”。前4个是高频使用的村落通名，后4个为低频通名。

放到全国范围里看，“村、庄、寨”是普通话村落通名，“都、洞(或写作“峒”)、源”基本为徽语区独有，其他南方话地区偶用，而“棚、那”仅为黄山市所独有，不见于其他方言区。

就词义看，《现代汉语词典》收录有“村、庄、寨、都”4个通名的“村落”义项。其余4个虽然都没有收录，但其中“源、洞、棚”3个都可以由字形所表本义或其衍生义推导出各自“村落”义的演变轨迹。如“源、洞”由“岩洞幽深”义演变出“微型谷地、盆地”义，再转指分布于其中的村落；“棚”由“简陋竹木房屋”义转指由这种房屋构成的村落。即使是徽语色彩浓厚的“山、坞、坑(溪流)、坦、湾、坝、田、钛、、垱、

”等，其转指村落的义项也都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唯一无解的是“那”字。据《说文解字》，“那，从邑，

声，西夷国名。”现代汉语里“那”只有一个用法，即假借用来记录远指代词。它的古今用法与“村落”义都风马牛不相及。

对此，徽学研究家以及徽州古今乡贤也多习焉不察。唯有歙县史志办公室主任、《歙县志》主编胡武林先生通讯赐告说，清顺治六年写本《徽州歙县各都图字号乡村地名》最早记录“郝家那”一名(属九都十图)，而后乾隆《歙县志》有“方家头”(属九都)一名，清道光《歙县志》有“鲍家那、方家那”(属十都)，另有一个“方家头改方家落”(属九都)。直到民国《歙县志》才第一次收录有“刘家那、鲍家那、方家那、许家那、方家那、焦家那、郝家那、汪家那”等8个村名(前3个属九都，后5个属十都)，但都注明由“家落改”。《歙县地名录》和《2005年歙县乡镇街道社区居民区行政村自然村概况表》都只收录有“刘家那、鲍家那、方家那、许家那、方家那、焦家那、郝家那”7个村名，前6个均属富堨镇，只有郝家那属郑村镇。对于“那”的解释，《歙县地名录》沿袭了民国《歙县志》的说法，而民国《歙县志》以道光《歙县志》“方家头改方家落”一语作为唯一证据。但历代地方志仅有一个“方家落”这个孤证，恐不足为确证。再说，歙县话“那”读

，“落”读

，声调虽然相同而声母、韵母都相去甚远，不太可能因此而产生讹代并误导人们将8个村名里的“落”一律错读并错写为“那”，而且歙县话里的“落”也没有“村落”这个义项。

由上可见，徽语里作为村落通名的“那”是一个孤僻怪异的另类通名，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数量极少。由“那”作通名的村名只有8个(现在只有7个)，而且整个黄山市、徽语区、吴语区乃至长江南北也只有这8个村落以“那”为通名。既不见于与之临近的江淮官话区，也不见于吴语其他区域，仅仅用于徽语区的这8个村名。

二是分布集中。以“那”为通名的村名不仅限于这8个村落，而且其中6个还集中分布于歙县城北第一镇富堨镇境内，只有郝家那、汪家那属于紧邻的郑村镇。换句话说，这8个村落均分布于富堨镇周遭低峦起伏、溪流交错地带，没有一个分布于千年古坝——富堨坝为中心的平坦肥沃之地。这也是极为罕见的。

三是结构一致。这8个村名一律是三音节、三姓 家 那”结构，且专名部分又都是“姓 家”结构，从整体到局部都出奇地高度一致。

数量极少，分布集中且远离中心村镇，结构高度一致，再加上词义无解，问题变得越发扑朔迷离了，不禁令人顿生疑窦且疑窦丛生。其一，这8个村名里的“那”究竟是汉语词、吴语词、徽语词，还是三者都不是，而是其他语言的词？其二，如果是汉语词，为何从字形、字义分析中找不到演变出“村落”义的蛛丝马迹？其三，如果不是汉语词，它是哪种语言的词？其“村落”义用法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徽州方言区的歙县富堨镇这8个村名呢？总之，这8个村名如同历史夜空里八颗神秘莫测的星斗，其中“那”就是黄山地名里的一个千古未解之谜。

二、破解“那”作为村落通名的历史之谜

要想破解这个千古未解之谜，既要追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脚印，又要寻找这个古老民族后裔的现在踪迹。

(一)来自古越国的山越土著

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就以北纬30度或长江为界，分为蒙古人种的南北两大类型，这已经为基因学研究成果所证明。考古学与历史典籍也表明，早在远古时代，长江以南的苏、皖、闽、浙、赣、鄂、湘、两广、琼、桂以及东南亚地区就生活着一支东夷南迁形成的古老民族——越族，史称“南蛮”(南蛮夷、蛮夷)或“越”(粤)“百越”(百粤)，内部分为吴越、扬越、邗越、荆越、瓯越(东瓯)、闽越、西瓯、南越、骆越、裳越等上百个支系，他们的语言发展演变成今天的侗傣语族诸多语言。那时，徽语核心地区的黟歙一带隶属九州之一的扬州，春秋战国时先后属吴、越和楚，秦属会稽郡或鄣郡，汉归丹阳郡，汉末孙权政权从丹阳郡划出一部分设立新都郡。周秦汉时代，该地先民与苏、浙、闽、赣、粤、琼、桂等地土著同属百越，是今天壮、侗、苗、瑶等民族的祖先。前218年(秦始皇三十年)越国灭亡，其遗民被强制迁移到今歙黟一带山区居住。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10年(元封元年)，一部分东瓯越人也迁移至此(《史记·东越列传》)。秦汉两代多次迁人黟歙山区的越国遗民，史称“山越、山民、山夷”或蔑称为“山贼”，其酋长称为“帅”或“山帅”(《后汉书·灵帝纪》《三国志·吴书》)，与当地固有越人一起成为古徽地区最早的土著。

由于汉末官府赋役日益加重，山越被迫由消极逃避到深山老林而转为积极反抗，成千上万户的山越聚合体摇身变为武装斗争的军事力量，在酋长率领下“依阻山险，不纳王赋”，对抗中央及地方政府，所以必然屡遭汉王朝特别是东吴政权的一再征讨。如孙策就曾于公元194年(汉献帝兴平元年)、196年(建安元年)、198年(建安三年)三次征讨泾县及其以西六县的山越(《江表传》《孙破虏讨逆传》)，但收效甚微。直到公元200年(建安五年)他遇刺身亡后，黟歙“深险之地”的山越“犹未尽从“”好为叛乱，难安易动”，使得新生的东吴政权“内难未弭”。孙权继任后，竟然置魏蜀外患于不顾，就迅即“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先后于208年(建安十三年)、226年(黄武五年)、234年(嘉禾三年)多次讨伐黟歙山越，以除肘腋之患。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孙权派遣威武中郎将贺齐对黟歙山越的主力陈仆、祖山军团发动了著名的林历山之战，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战争史上的第一场山地攻坚战。对此，《贺齐传》记载如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十三年，(贺齐)迁威武中郎将，讨丹阳黟、歙。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齐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而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林历山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径路危狭，不容刀椭，贼临高下石，不可得攻。军住经日，将吏患之。齐身出周行，观视形便，阴募轻捷士，为作铁弋，密于隐险贼所不备处，以戈拓斩山为缘道，夜令潜上，乃多县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数人，四面流布，俱呜鼓角，齐勒兵待之。贼夜闻鼓声四合，谓大军悉已得上，惊惧惑乱，不知所为，守路备险者，皆走还依众。大军因是得上，大破仆等，其余皆降，凡斩首七千。齐复表分歙为始新定、黎阳、休阳，并黟、歙凡六县。权遂割为新都郡，齐为太守，立府于始新，加偏将军。

《贺齐传》里的林历山又写作“淋沥山”，在今黟县城南3公里处红旗乡余光村南，海拔549米，周围约5公里，四面壁立，径路危狭，山上至今尚存当年寨基墙壁的残迹。乌聊山，又名富山，也就是今天歙县县城里的长青山和斗山，它们将古徽州城分为两部分，西为古徽州府城，东为歙县县城。“上有毛甘故城。隋末汪华起兵，亦屯此”，“其山磅礴，治城雄挟

。”安勒山是今屯溪区横江岸边的华山，因下临横江而颇显陡峻险要。这三个古战场都分布在古黟歙两县境内，说明当年黟歙一带分布有众多山越人。仅据上面的引文就有4万户之多。即使按每户5人计算，也应有2O万人之众。林历山之战后，孙权从歙县分出始新县、新定县、黎阳县和休阳县，连同黟歙在内的六个县命名为新都郡，这就是后来徽州一府六县的雏形，从而将皖南山越置于东吴的郡县体制管辖之下。

但是，最终将黟歙山越彻底纳入东吴彀中的不是战功卓著的贺齐将军，而是诸葛亮之侄诸葛恪，他用长达三年(234—236年)的饥饿法最终迫使山越走出深山。对此，《诸葛恪传》记载得更为丰富、详实、具体。其中说到：

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成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成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瑗狄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盛陈其必捷。权拜恪抚赵将军，领丹杨太守······恪到府，乃移书四部属城长空，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日：“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官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

显然，诸葛恪成功地让“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中的“幽邃民人”走出深山，“徙出外县”，“悉令屯居”，成为东吴政权的编户齐民，并为其语言、文化的汉化提供了条件，还将“好武习战，高尚气力”的数万山越战士收编为东吴甲土。一举数得，意义深远。

(二)中原氏族移民与山越土著的交融与汉化

仅由以上两条史实就足以得知，秦汉三国时代，山越人在诸葛恪的逼迫之下才出山屯居，逐步分散下迁，与附近地区的汉人杂居。西晋以降至宋元，中原氏族大举南下，陆续进入古徽州这个当初由山越酋长控制下的世外桃源，并借助政治、文化、技术等优势而逐渐反客为主，山越反而一步步被边缘化。越汉两个民族由最初分居深山与平原而逐渐过渡到同地杂居，汉文化、汉语缓慢而不可逆转地同化着山越及其文化、语言。同时山越出于弱势民族的自保心理，即使被迫“徙出外县”、“悉令屯居”后也是聚众而居的，而中原氏族更重宗族血缘纯洁，一村不杂他姓，古徽地区由此形成“民族大杂居之下的家族小分隔”的分布格局。因而，越俗、越语得以在逐步汉化的大趋势下仍然能够较为长期地弱势保留着，甚至中原氏族到了南方，其语言也会受其影响，至唐代，古徽地区已经是“俗参瓯越······地杂瓯语”的文化局面了。随着汉族人口进一步增多，汉文化影响越发全面深入，山越文化才整体渐趋衰亡，仅个别成分成为汉文化、汉语言的底层成分而得以保留至今。

(三)壮侗语族里的

壮侗语族诸民族，包括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松佬族、毛南族、黎族、越南的岱族、侬族、泰族、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等众多民族，古称“西瓯”或“骆越”，是百越的重要成员，也是百越的最直接继承者，与皖南山越同属百越的不同地域分支。壮侗语族先民在江河溪流边开荒造田栽培水稻。为方便生产和生活，就在水田边造房建村。如壮语、布依语、傣语等都把水田叫，并以转指附近的村落。这个以“水田”为本义并转指村落的，汉语用汉字直译为“那、拿”或“纳”。现在，两广、海南、云南等地的壮族、黎族、傣族等民族地区至少还有近两千个以为通名的壮语村名，并保留着古越语“通名 专名”的语序，如“那谷、那羊、那同、那碰、那沙、那拉、那马、那敖、那鸡、那怀、那莫、那罗、那仙、那扶、那州、那优、那花、那加、那稔、纳翁、拿弓”等。福建省南平邵武、武夷山、宁德三市有“拿坑、上拿坑、下拿坑、拿口”等村镇名。此外，东南亚国家也有大量此类地名，如越南的“那伐、那里”等。

(四)歙县村名里的“那”属古越语词汇

歙县8个村名里的“那”与远隔千山万水的壮侗语族村名里的的语音几乎一模一样，本义与转指义也完全相同。这绝非偶然巧合，只能说明两地上古先民属于同一民族，操同一母语即古越语，两地村名里的“那”都是古越语基本词汇之一，都是百越语“水田”一词音译借入汉语的记音符号，并由“水田”义转指附近的村落。但是，与壮侗语族里的“那”相比，歙县村名里的“那

”有两点不同：一是结构上不再是“通名 专名”的壮语语序了，而早已汉化为“专名 通名”的汉语语序；二是本义“水田”义已经消失，仅保留有“村落”这个引申义。简而言之，歙县8个村名是汉语与山越语珠联璧合的混血儿，语序“专名 通名”和专名“姓 家”都是汉语，只有通名“那”是山越语。

上述立论，既有(一)(二)所说的历史证据和(三)所论的外部证据，还有徽州文化、徽州语言作为内部证据。

首先，徽州明清古建筑残存有古越人干栏式建筑的影子，山越麻绣显然也是山越艺术的化石。此外，山公崇拜、舞狗风俗以及独特的山话等都属于古越风俗的孑遗。

其次，吴语区(即上古越语区)浙江省境内的“乌程、乌伤、由拳、余杭、余姚、海盐、钱唐、浙／渐(江)、上虞、句窜、鄞、诸暨、大末”等地名，绝大部分是由古越地名沿袭而来，只有少数才是秦代的汉名，所以其地名含义至今难详，或许只有结合民族语言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得出确论。

缩小范围看，同属皖南山区、歙县周遭的旌德至今仍有“蛮王墩、蛮王尖、蛮家”等地名，安庆有“蛮王墓、蛮王村”等地名，芜湖有“蛮冲”等汉语地名，其中的“蛮”一词记录着当年山越人广泛分布于皖南山区的历史真相。此外，古徽核心地区、今黄山市境内的“乌聊山、乌蒙坑(歙县)、乌苕(休宁)、乌头螃(黟县)”等与前举浙江境内的“乌程、乌伤”地名里的“乌”也同属古越语词汇的底层成分，甚至有些声母也是汉越语融合的结果。

再缩小范围看，富堨镇位于歙县北郊，距县城8公里，面积54平方公里，辖6个行政村，108个村民组。镇府驻地村头有隋唐之际兴建的塌坝，流量较大，水源丰富，故名富塌。富资河穿越镇域，丰乐河北干渠和多条支流横贯境内。今天的富堨镇是歙县的农业大镇，稻田多达19926亩，总产量高达8888吨。这与8个村名里“那”的“稻田”本义十分吻合，也和山越人“饭稻羹鱼”的饮食结构以及“火耕而水耨”的生产方式(《货殖列传》)相互印证。

至此，黄山地名里的千古之谜的谜底似乎可以揭晓了：歙县8个村名里的“那”本来是一个古越语词，本义为“水田”，转指靠近水田的村落。也就是说，这个“那”是借自山越语的汉字音译词，是外来词，和“巧克力”是英语chocolate的音译借词一样。因此这个“那”与《说文解字》里的“那”写法虽然完全一样，却不是同一个词，即歙县地名里的“那”，是记录山越语或壮语的记音词、音译借词。

《说文解字》里的“那”，许慎解释为“西夷国名”，当然是个专名，而非通名，而且很可能也是少数民族语言里国名或地名的汉语音译词，就如同England音译为“英格兰”一样。这种国名、地名的音译借词，古今汉语都很多，如夜郎、不丹、楼兰、蒙古、满洲、法兰西等，都是不能望文生义。义符“从邑”，只是遵循同类名词使用同一义符这个造字规则的结果。其次，上古文献里，“那”的唯一用法是假借为“婀娜”之“娜”。《诗经·商颂·那》一诗的首句“猗

与那

与”就是“婀欤娜欤”的通假字，形容乐队美盛之貌。同时代的文献以及后来的《二十四史》都未见“那”作国名、地名的记载，也未见一个作为村落义的用例。这更有助于说明《说文解字》里的“那”很可能是一个音译外来地名词的记音字。

总之，“地下考古，地上语言”。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从语言可以窥见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印记。歙县富堨镇这8个村名里的“那”是古代山越语遗赠给徽语的一颗璀璨之珠，上面铭记着山越及其文化、语言基因，具有重要的民族交往史、语言融合史的价值。

(五)谜中之谜

经过逐层剥茧抽丝，拨开重重迷雾，终于解开了歙县八村地名“那”这个千古之谜。但疑窦尚存，谜中有谜。我们最关心的是歙县这8个村落最初的居民究竟是中原氏族里的宋、许、焦、刘、鲍、郝、方、汪等家族的分支呢，还是山越后裔而改从汉姓呢？

如果是前者，他们为何要冒着违背宗族礼法的危险，放着汉语“村“”庄”两个高频通名不用，却偏偏对一个越语通名青睐有加呢？对此，唐力行先生(2005)的研究初步给出了答案。据该书附录一“徽州望族之地域分布”统计，那么多中原氏族里仅有汪姓一支曾迁入富塌镇，而且与这8个村落无关。因此基本可以排除这8个村的居民是中原氏族分支的可能。

如果是后者(而且可能性很大)，那又得证明富塌镇一带、至少这8个村落当年曾是山越高密度聚居之地，并有一定数量和较大影响。首先，由《贺齐传》记载“歙贼帅······毛甘万户屯乌聊山”一语可知，歙贼帅毛甘就是歙县当地人，而当年乌聊山即今天歙县县城一带的山越，约有万户，按每户5人计算，总人数应该有5万左右。5万人在汉末、三国时代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也不可能只住在这8个村里，而更可能集中分布于乌聊山，即今歙县县城周围或富堨镇一带。富堨镇是歙县城北第一个镇，这可以为“毛甘万户屯乌聊山”一语作一合适的注脚。其次，当年山越迁入皖南后已经初步汉化，有的首领已经改从汉姓，而“毛、陈、金、严、祖、斯、潘、费、尤、周”等都是当年山越酋长最早选用的姓氏(《三国志·吴书》)。再者，公元236年以后，在诸葛恪的逼诱兼施下，他们已经开始屯居，并可能逐步放弃母语并改用汉语，而且越往后汉化速度越陕。但在为自己村落命名时，他们不仅使用了汉语“姓 家”专名模式，还保留了母语词“那”作为通名，以有别于附近的汉语通名“村”或“庄”。当年山越人这样做，或许希望以此作为自己是山越后裔的族源标记吧。其实，当年一定还有更多山越村落是以“那”为通名的，但只有这8个村名在逐步加快并日益加强的1700年的汉化进程中，在居民不断迁移、姓氏频繁变动的情况下得以保留至今，这实在侥幸之至，更珍贵之至。这8个村名好比山越语“那”的冷藏库，“那”则是山越语在黄山地名里残留下来的一颗极其罕见而珍贵的活化石。

三、余论

山越是古徽最早的土著、最早的拓荒牛。虽然“山越”一名隋唐以后不再见于正史(改用“洞(峒)民、洞(峒)人”)，但山越文化、山越风俗、山越语言以及山越精神、民风、民俗，对徽州文化、徽州风俗、徽州语言、徽州民风的最终形成曾经发挥过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那”一词就是其中最生动鲜活的例子。进而言之，徽州自宋以来虽然向称“东南邹鲁，文物之邦”，但这“文物”里也包含着百越文化底层，徽语包含着百越语底层，徽州人的血液里流淌着百越的基因。正是这种南北民族的基因、文化、语言、民风的融合才造就了儒雅而不失刚强，执着而更勇于开拓的徽骆驼气质。

文章作者：洪琳、王珏

文章来源：《黄山学院学报》 2017年第1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罗舒平

校对：邹怡思

审定：吴雪菲

责任编辑：邹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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