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古牌坊背后的故事，贞节牌坊下的徽州女人

徽州

青山绿水间的转合，若即若离的梦幻乡村，青山隐隐飘来一缕茶香，绿水悠悠载来一叶扁舟，粉墙黛瓦马头墙，云烟深处有人家，青山，绿水，古村落。

——这便是徽州了！

徽州，古称歙州，又名新安，宋徽宗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包括一府六县，一府即是徽州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六个县。

徽州地图

说到徽州，应该是无人不晓的，不仅仅因为其独特的地方文化，更因为其称雄明清商界长达500年之久的徽商。作为一方独特的地区文化，徽文化与敦煌文化、藏学并称为中华三大地域文化；作为徽商的发祥地，很久以来就有“无徽不成镇”之说，而安徽省的来历，便是政治文化中心安庆与经济中心徽州的合称。

在这里，笔者并不想探讨徽州文化，也不探讨徽商的重儒之道，而是想说说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所产生的一个特有的群体，它就是徽州女人。在徽商称雄中国商界的500年间，它的身后是一个个凄绝的故事，在深宅庭院之内，在孤灯难眠的夜晚，在新安江畔，她们的故事虽渐行渐远，但依旧沉重得让后人感到窒息。

要想了解她们的故事，我们还得从徽州说起：

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大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意思是说，大凡是生在徽州的孩子，他的前世就一定没有修德，因此上天才会惩罚他，让他出生在徽州这片大地上；待到他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便要外出谋生了，也就是往外一丢。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缘于徽州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

笔者曾数次去过徽州，深为那地方优美的自然环境所打动，那完全像是一方尚未开发的净土。环境好，缘于它多山多水，所谓净土，自然是人迹罕至，因为它闭塞，交通不便。这些当然都是人多地少的表现了。

在封建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然而对于徽州人而言，土地却是奢侈品。

“七山半水半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如果将徽州的面积共分为十的话，那么只有半分是可供耕种的田地，实在是少得可怜，这样，那些年少的徽州男子就不得不外出谋生了。这是环境所逼出来的。

清人洪玉图在《歙问》中就说了：

“歙山多地少，况其地瘠，其土骍刚，其产薄，其种不宜稷粱，是以其粟不支，而转输于他郡，则是无常业而多商贾，亦其势然也。”

歙县山多地少，况且土地贫瘠，土质刚硬，产量微薄，粮食不足以自给，不得不从外地转运粮食，由此才造成了百姓不能专注于农业，从而走出了一条经商的道路，这是形势所迫必然会形成的。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也说：

“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十一在内，十九在外。”

根据徽州习俗，男子十三岁时尚在家中，长到十七岁时就必须外出谋生了，天下为家；他们所******的财富大多在外，家乡不过一小部分而已。

另外，清康熙年间的《徽州府志》上也记载：“

“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

山区占去了徽州土地面积的一半，人们很少有人以务农为生，多是以经商为恒久的产业。

既然不能在家种地，那么就只有外出经商了，徽州人经商蔚然成风。

徽州古村落

明万历年间的《休宁县志》上就说：“概邑中土不给食，大都以货殖为恒产。”家乡的土地不足以养活一家人，那么就只有以经商为产业了；明末文学家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上也说：“徽州风俗，以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等。”徽州风俗，经商是第一要务，至于读书考科举反倒在其次；《太函集》卷一四《谷口篇》上就记载：“歙县业贾者什家而七。”就是说，歙县十家有七家都在外经商。

在那个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徽州人居然重商大于重视科举，这当然是徽商所以誉满天下的重要原因了。

明万历年间的兵部右侍郎汪道昆就是徽州人，他就说：“商何负于农。”甚至就连徽州妇人叶氏都说：“贾何负儒。”可见经商在徽州人心目中的地位。

俗话说的好，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女人，而对于徽商而言，每一位成功的徽商他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可怜的徽州女人，而那些在他乡惨淡经营的徽州商人，他的身后站着一个更加可怜的女人。

按照徽州旧俗，男子十七、八岁就该成家了，而女子则是十四、五岁就得嫁人了。民风淳朴，新婚燕尔，自然是百般恩爱，只是这样的日子加起来不过七八天。七八天后，男子就该外出经商了。

新婚的妻子目送着丈夫离去，站在村头，一站就是一天，尽管丈夫的身影早已远去，但她依旧在眺望，因为她知道，丈夫这一去不知何年才能归乡，也许就是一辈子的等待。

等待——成了徽州女人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乾隆年间的徽州才女汪韫玉的《鹧鸪天•听雨》，写得可谓凄然凝绝，道尽了徽州女人的酸楚，词云：

“松籁萧条烛影幽，雨声和漏到西楼，金炉香断三更梦，玉簟凉生五月秋。人寂寂，夜悠悠，天涯信阻喑凝愁，疏帘到晓檐花落，滴碎离心苦未休。”

在群山环绕的徽州大地上，广为流传着五嫂嫂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个凄绝的故事：

出嫁的那一年，她十五岁，端庄美丽，因他的丈夫排行第五，晚辈们都叫她五嫂。

婚后第七天，五嫂便为丈夫准备好行装。像大部分徽州人一样，丈夫在新婚不久便会踏上行商之路；像无数徽州女人一样，妻子送别了丈夫之后，开始挑起了生活的全部重担，侍奉双亲，砍柴度日，同时，也挑起了沉重的思念和漫长的等待。

——这就是徽州女人的宿命。

徽州女人

在丈夫走后的第一年，五嫂在供桌上的瓷瓶里郑重地放进了第一枚山核桃。只要丈夫不回来，她每年都要往瓷瓶里放上一枚，五嫂相信：“鸟儿要归林，核桃树有根。”丈夫一定会按照他们的约定归来的。

春去冬来，年复一年，瓷瓶里的山核桃一枚枚地在增加，而丈夫却一直没有回来，他去了遥远的四川，据说是在贩运木材。每次来信，他都说会很快回来，但五嫂却一次次地失望。她心里明白，丈夫的生意一定是遇到了困难，甚至可能连回家的盘缠都无法凑足。

许多徽州商人都是这样，一去不复返，永无归期。但五嫂坚信，她的丈夫有一天会回来的。她站在村口的香樟树下，长久地伫立着，有时一望就是一天，她望着那江面上过往的商船，幻想着丈夫会从某一条船上走下来，与她一起沿着熟悉的乡路回家。

希望是支撑五嫂活下去的全部勇气，她里里外外忙碌着，养猪喂鸡，背柴拾草，茶山上闪动着她的身影，长长的街巷里响动着她的脚步。

对于徽州女人而言，苦和累都不算什么，最怕的是寂寞。凄冷的月光洒在空旷的大宅粉墙上，夜深人静时，只有那窗外的风声和老鼠的爬动声。五嫂躺在床上，睁着双眼，望着斑驳的月光，辗转反侧。秋雨拍窗，点点滴滴。五嫂的思念滴不断，声声乱，是离愁。

思念是一条可怕的蛀虫，它吞噬着五嫂的心，也吞噬着她的青春容颜。五嫂的青春岁月开始流逝，开始慢慢滑落。

又到了茶山飘香的季节了，瓷瓶里的山核桃已经漫过了瓶口，苦苦煎熬的五嫂已然熬成了五婆婆。

终于有一天，丈夫的噩耗传来：他在一次贩运木头时，木筏漂了捆，不幸葬身水底。五嫂的漫长等待却等来了这样一个可怕的结果。

祠堂里摆上了新的灵位，招魂幡在江边迎风飘舞，五婆婆跪在江边，把瓷瓶里的山核桃一枚一枚抛入江中，泪水也一如江水，滔滔不绝。

一世夫妻只有七天，这就是五婆婆的故事，这就是徽州女人的故事。

如果说生在徽州的男子前世没有修德的话，那么生在徽州的女子就更是了，因为她们的命运更是悲惨的，在守望中孤独终老。五婆婆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是每个徽州女人的缩影。五婆婆在临终之时总算是知道了丈夫的下落，而很多徽州女人直到死都不知晓丈夫的死活，当然，也有一些女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知晓丈夫客死他乡了，伴随她们的也将是一辈子的青灯古宅。改嫁这种事在徽州是要命的，是不可能的。

朱熹

明清时期的徽州，朱熹的理学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新安理学容不得她们改嫁，她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守节了。一女不侍二夫，这是徽州女子自小的庭训。

朱熹是徽州婺源人，出生在福建，不过这位老夫子对家乡的感情很深厚，每每地回婺源省亲，也每每地向家乡人传播他的理学思想。朱熹对于女子改嫁是深恶痛绝的，他曾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说宁可饿死，也决不能改嫁。对于朱熹的言论，徽州人是顶礼膜拜的，毕竟是同乡嘛！

据史料记载，徽州人“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所谓《六经》、诸子百家之书，只要没有经过朱熹的评定，那么父亲兄长便不教，而子弟则不学。

朱熹的理学思想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统治的需要，故而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并宣传，成为南宋以后的官方哲学。康熙皇帝就曾这样评价朱熹的思想：“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而作为朱熹的乡人，徽州人更是至死不渝地坚守着朱熹的理学精神：

“朱子之学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祥，守之固，则唯推新安之士为然。”

这是《休宁县志》中的记载。如果论将朱熹之学讲解得最深刻、恪守得最坚固，那么理所当然要数新安之士了，也就是徽州人。新安理学对当时徽州女子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朱熹曾说，三纲五常是治国治家的基础，也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所谓三纲，也是就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当然还包括桎梏女性的三从四德。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而四德，指的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也就是女子的品德、辞令、仪态、女工。所有这些伦理道德都牢牢地控制了徽州女人的思想。

众所周知，徽商乃是儒商的典范，左儒右商，亦商亦儒。在他们外出经商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他们往往衣锦还乡时，总是不惜血本来兴办地方学校，也就是书院了，比如歙县的竹山书院，还有纪念朱熹的紫阳书院。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伦理规范之下，女子改嫁犹如天方夜谭，是万万要不得的，偶尔有那么一二个改嫁之人，也遭尽了左邻右舍的白眼，甚至有可能惊动祠堂里那食古不化的族长。

徽州牌坊群

看过琼瑶《烟锁重楼》的人应该知道，若哪位女子想改嫁他人，那么她就必须得经过那七道贞节牌坊。站在道路两旁的则是那些思想顽固保守的乡民们，且个个手拿武器，要将那“奸夫淫妇”痛打一顿才吧！若是没被打死，算是通过了；若是中途暴毙，那就是罪有应得了。

电视剧中的那七道牌坊便是棠樾牌楼群了，棠樾牌坊群就位于歙县的郑村镇。当然，这七座牌坊也不全是贞节牌坊。

关于贞节牌坊的故事，在徽州的大地上流传着很多，诸如鲍文龄妻江氏节孝坊：

这座贞节牌坊建成于清乾隆四十九年，牌坊的额头镌刻“矢贞全孝”、“立节完孤”八个大字。据《歙县县志》记载，江氏为棠樾人，25岁丈夫去世后开始守寡，直至终老。所谓“立节完孤”，就是把儿子培养成了歙县的名医。

寡妇守节，培养后嗣，历来被封建宗法社会认为是最大的孝行，因为中国的宗族是依靠血统来维系的。所以，最终族人为她请旌，建起了这座宛如其化身的牌坊。

再比如说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孝坊：

这座牌坊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其牌坊额头也镌刻着八个大字——“节劲三冬”、“脉存一线。”据县志记载：吴氏，嘉定人，22岁时嫁入棠樾，当时小姑生病，她昼夜护理。29岁时，她的丈夫去世，她立志守节，对前室的孤子鲍元标视如亲生，尽心抚养，直至其成家立业。而鲍元标也不负母恩，最终成为清代著名的书法家。等到年老之后，吴氏又倾其家产，为亡夫家修了九世以下的祖墓，并帮助族中没有钱安葬的人。

“厚葬”当然也是对祖宗的孝顺，当然也值得颂扬。此外，吴氏还尽心侍奉患病的婆婆到寿终，而她自己则在60岁时辞世。为了旌表她的贞节操守，族人为她建立了这一座牌坊。

这些都是有名的节妇，其实徽州还有无数被历史掩埋的节妇和烈女。

据史料记载，建于1905年的贞烈砖坊是徽州最后一座贞节砖坊，它矗立在歙县的新南街，旌表的不是一位节妇，也不是一家烈女，而是歙县的65078名节妇和烈女。

这该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她们又该是怎样的生存状态？

也许我们只能用歌中所唱的来表达了：

每一方石头都令人思量，

每一方石头都让你难忘，

一座牌坊一个善良的故事，

一座牌坊一篇千古绝唱！

站在牌坊下，你似乎还能听到徽州女人滴落在岁月深处的那一声声叹息！

祝福徽州的女孩子，愿她们都有油菜花一般灿烂的笑容，都有比这笑容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