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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威廉·约瑟夫·凯西

威廉·约瑟夫·凯西祖先们的经历与威廉·约瑟夫·多诺万祖辈的经历如出一辙，多年来，凯西为此甚是自豪。1849年，那时年仅两岁的祖父乔治·C. 凯西踏入了纽约皇后区，曾祖父是名鞋匠，为了摆脱贫困，从爱尔兰奥法利郡的多尼戈尔来到了美国。大约在同一时期，多诺万的祖父提摩西，当年20来岁，作为一个难民从爱尔兰科克郡的斯基伯林来到了美国纽约的水牛城。

两人都是好战分子。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乔治·凯西作为一艘炮艇的水兵为北方联邦作战。战争结束后，他在皇后区自治镇的阿斯托利亚开了间酒吧，起名为“凯西酒吧”。提摩西则当了一名铲工，负责在水牛城伊利湖港口和铁路站场铲卸运来的粮食。每到周五晚上，人们总能在酒吧的角落里看到他的身影，但他只会喝上一杯姜汁汽水，因为他是一个禁酒主义者。

乔治·凯西有三个孩子，长子威廉·约瑟夫生于1882年。就像提摩西·多诺万那个从铁路站场逃出来，当上了水牛城公墓的管理员，摇身一变又成了“爱尔兰中产阶级”的儿子小提摩西一样，威廉·约瑟夫·凯西也无意打理父亲的酒吧。他一路打拼，挤入了民主党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最终晋升为自治镇街道清洁部门的主管。他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钢琴家，周末会去给剧院里放映的无声电影弹钢琴伴奏来赚取零用钱。

布兰奇·A. 勒维涅比威廉·约瑟夫小六岁。其父亲是法裔加拿大人，在安大略做厨师，她从安大略来到了纽约。布兰奇性格腼腆，待人礼貌恭敬，平素里衣着时尚，爱好旅行。因为对流行时尚所知甚广，她很快便从五月百货公司的售货员晋升为该公司的商品价格情报搜集员。一次，布兰奇在纽约各大百货商店边逛游边比较五月百货公司的价格是否具有竞争力的时候遇到了威廉·约瑟夫。两人于1910年结婚，并从阿斯托利亚搬到了皇后区更高档的艾姆赫斯特社区，那里除了少数是凯西这样的爱尔兰“擅入者”外，其余基本上是犹太人和意大利人。

婚后第三年，也就是1913年3月13日，布兰奇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创造了家族的纪录，尽管她认为这个纪录没有也罢。这个男孩生下来足足重14磅，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夫妻俩以孩子父亲的名字给他起名为威廉·约瑟夫（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儿子本人，从未在名字的后面署名“小”字，而是习惯于叫他比尔）。半个多月过后，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的小威廉就在科罗纳附近的七苦圣母教堂接受了洗礼。

杜勒斯家族一直围绕着长老会制和共和党，而凯西家族的中心则是罗马天主教和民主党。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布兰奇生下了多萝西，然后是乔治。第四个孩子仅活了一天就夭折了。正如杜勒斯兄弟姐妹依仗福斯特一样，多萝西和乔治也都依赖着比尔，乔治后来上大学的费用也是比尔支付的。1920年，父亲威廉·约瑟夫在坦慕尼协会中的地位得到了一个重要提升，受命负责组织和协助管理纽约市的养老保险。他买了一辆福特T型小轿车，而且再次举家搬迁至皇后区的南海岸，住进了米德伍德大道上贝尔摩社区更加漂亮的荷兰式住宅。少年比尔乘公共汽车去洛克维尔中心西边的圣爱格尼斯学校上学，由于水平测试成绩非常好，12岁的他直接跳级进入了八年级。每逢星期天，早上10点做弥撒的时候，由比尔担任协助神父的侍者，这让父母很是骄傲。

比尔天资聪颖，早些时候就下定决心要以合适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他讨厌圣爱格尼斯学校的那些修女老师，她们也常因比尔的自作聪明而恼羞成怒。有一回，一个教拉丁文的老师以为自己逮到他上课开小差，突然停下讲课，大声说道：“凯西先生，我刚才讲什么了？”结果，凯西站了起来，将她所讲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每周六，比尔可以得到一块钱去看电影，但他通常会去书店买书。他说，比起看一个小时的电影，读书能给他带来更多的乐趣。书店老板也开始抱怨，每个星期六比尔总是泡在书店里遍览群书，搜寻到最后才决定到底买哪一本。回到家后，他会仔细品味自己购买的书籍，这个时候，布兰奇会给他备上面包和黄油作点心。凯西保留了买书的习惯，却对曾经无数个周六下午...

圣爱格尼斯学校没有体育项目，所以凯西的父母同意让他转到鲍德温中学，那是一所有体育项目的公立学校。凯西迷恋上了棒球，但相比打棒球来说，他更善于记住那些职业球员的统计数据。16岁那年，他已有六英尺高，但这个身高跟那麻秆似的瘦长身材完全不搭，他并不具备运动天赋，所有的只是坚定的决心。在防守、投掷、击球的能力上他有所欠缺，但因精力充沛、速度一流，队友们都叫他“旋风凯西”。他生性腼腆，在女孩面前总是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一句话来。朋友们发现凯西脾气还有点暴躁。有一次，在自助餐厅，他暴打了一个称他为“爱尔兰书呆子”的意大利男孩。还有17岁那年，他利用暑期到长岛州立公园委员会打零工，结果因斥责一名在那里工作的护士而被炒了鱿鱼。人们对于凯西说话含含糊糊、结结巴巴的起因众说纷纭。有人称，他是在一次拳击比赛中被击中了脖子，伤害了喉咙的肌肉，因此口齿不清；有人说他是被棒球击中导致的喉咙受损；还有人说是1941年，医生采用烧灼的方式治疗他鼻子里长的东西，可能影响到了他的嗓子。

福特汉姆大学的前身是圣约翰大学，1841年由布朗克斯的天主教纽约总教区创建。该校是美国东北部第一个天主教高等学府，其建校宗旨主要是培养神职人员。埃德加·爱伦·坡曾住在广场大街上，与福特汉姆大学仅隔几个街区。他与开办这所学校的耶稣会教士建立了友谊，据说1845年创作诗歌《钟声》的灵感就来自于大学教堂的钟声。1930年9月，席卷美国大学的宣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一些主义的知识分子“骚动”并未波及福特汉姆大学。那是一所校门紧闭的大学，有着浅浅的草坪、砖砌的校园小径、灰色的大卵石建筑和正直清廉的耶稣会。这里很适合比尔·凯西，自从那年9月份入学以来，他发现福特汉姆大学耶稣会教士对天主教的自信和理性成为了周遭道德动荡的避风港。凯西是整个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而且享有奖学金。他乘公车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自己做兼职工作来支付其他的学习费用。其中的一个赚钱的工作不大符合伦理道德，那就是他为其他学生撰写学期论文。

他原本设想当一名医生，在第一学期的生物差点不及格，尤其是在他解剖了一只猫之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就这样，凯西选择了哲学和科学专业，但是事实上他将精力都花在了派对而不是学业上。尽管当时美国还在实行禁酒令，但他还是设法找到了酒。他周末喝得酩酊大醉，次日早上醒来对自己头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全然不知。大学的前三年，他的成绩飘忽不定——物理和宗教都是A，但英语和法语却是D。他还参加了田径和越野赛，但大学二年级末就放弃了。在那之后，他唯一一次参加体育运动是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在颇具影响力的体育协会赢得了一席之地，那就是负责制定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规则。不过他承认在竞选该职位时，“使用过真正的高压手段”。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凯西遇上了一个女孩，最终他被“驯服”成了一名负责任的学生，尽管做到这一点花费了她三年多的时间。索菲亚·库尔茨（她总自称索菲阿）是家中的长女，下面有七个弟弟妹妹。她的父亲亨利·库尔茨是居住在阿尔萨斯的美国人，曾一度在长岛做建筑商，本来很成功，但在1929年的股票崩盘中，亏损了所有的钱。她的母亲玛丽·迈克卡顿，来自布鲁克林区，其父母早先从爱尔兰的拉索文移民到了美国。索菲亚出生于布鲁克林区，比凯西大一岁。1930年，她正在长岛做电话接线员。一个周末，两个从福特汉姆大学来的人突然光临了她在西亨普斯特德的家。凯西从他父亲那里借了辆福特T型小轿车和同学一起开车来到了库尔茨家。当时那个同学正在和索菲亚的妹妹洛蕾塔约会，这个哥们儿向凯西保证他们家还有其他女孩。

凯西看到索菲亚的第一眼，就好像什么东西卡在了喉咙里，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她身材娇小，有着天使般的面孔，褐色短发，卷曲的刘海儿垂在额头上。温柔大方的她令许多追求者不出几分钟就在她面前敞开心扉。没过多久，凯西就成了西亨普斯特德的常客。他几乎每个周末都来参加扑克派对——与索菲亚在客厅里喝茶，吃加了糖的面包，偶尔与她的父亲亨利·库尔茨来到地下室——他在那里有个小酒厂，品尝一口他新酿的白酒。

到大三时，凯西对索菲亚的爱慕已经到了崇拜的地步。他请求她周六向电话公司告假，到福特汉姆大学来跟他在一起。他叫她“宝贝儿”，在她的鼓励下，他的称呼更加亲昵。他在给索菲亚的信中写道：“我所有的行为，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你。”凯西时刻担心自己过多的关注会让索菲亚喘不过气来，但她的温文尔雅和羞涩让他懂得含蓄和退避。当看到她正在跟别人交谈时，他会尽量不去打断，免得显得自己占有欲太强。他写道：“你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自己像一条狗一样在利用你的善良。”到大四秋季学期的时候，比尔·凯西陷入恋爱不能自拔。在另一封情书中，他用生硬的散文写道：“我越是想你，就越是仰慕你。宝贝儿，我爱慕你美丽的脸庞，不是因为那和谐的五官组合，尽管那是事实，还因为你的脸上总是闪耀着一种悲悯的、善解人意的、圣洁的光芒。”

他们谈恋爱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索菲亚每天早上都去做弥撒。她的确是一个善良而温柔的人，但骨子里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她不欣赏放荡的追求者，尤其厌恶那种到了约会时间却喝醉酒踉踉跄跄地出现在她家前廊的行为，而凯西有一次就是这样。不过，如果是他喝酒太多，或忽视、冷落了她，或与她发生了争执——就算他觉得索菲亚“过于敏感”，也会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抱歉”地先认错。每次争吵，凯西都会在一小段时间的无精打采过后，卑躬屈膝地请求索菲亚的宽恕。在他众多的道歉信中，有一封这样写道：“宝贝儿，每当我与你有丝毫意见不同时，我都会痛苦好几天。我深刻地意识到肯定是我的错，如果有人跟你这样和蔼可亲、性情随和的人相处不好，那肯定是那个人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些打击对我来说，比任何我能想象的体罚还要剧烈。”

大四的时候，凯西的成绩提升到了A和B。他参加了辩论队，收集事实支持论点的能力给教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吞吞吐吐的发言却让人大跌眼镜。他经常跟自己的室友、酒肉朋友“红猪头”科尼利厄斯·卡西迪—一个自由主义者进行辩论，凯西认为卡西迪常常凭借雕琢过的演说术而非事实胜自己一筹。他跟索菲亚抱怨道：“‘红猪头’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人，他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意见，但事实上狗屁不懂。”1934年6月，凯西以优异的成绩于福特汉姆大学毕业。

毫无疑问，受其父亲在纽约的工作影响，凯西对社会科学逐渐产生了兴趣，并且在福特汉姆大学大四的最后一学期修了四门与教育学和心理学有关的课程。那段时期，他被爱德华·M. 豪斯的回忆录深深地迷住。他告诉一个朋友，说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白宫的关键助手，就像豪斯上校对伍德罗·威尔逊那样，在幕后悄悄地对总统耳语，就公共政策提供建议。毕业后，凯西鼓起勇气对父亲说他恐怕要让家人失望了，因为他不想留在城里找工作，准备搬到华盛顿特区，用他从美国天主教大学获得的奖学金攻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他还向索菲亚宣称：“我要用毕生的精力来挽救社会盲目的经济并改变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

1934年秋，凯西抵达了哥伦比亚特区。他脑海中存在着某种种族主义的错觉，认为首都里的人种都跟他一样。而且那里“有华丽的白色建筑，外围起伏的草坪上栽有几株日本樱花树”，他在信中对索菲亚这样描述。他从未想到首都竟是这样一幅景象：这个城市仍然保持着大萧条后的衰败，到处都是非洲裔美国人，一排排经济公寓住宅和杜松子酒馆。尽管如此，凯西相信他会喜欢天主教大学的新社会工作学院。这里所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大部分都是传教士。该学院的新院长约翰·奥格雷迪神父就住在华盛顿东北部的密歇根大道边上，他撰写了很多有关社会工作的书籍，凯西认为他是个博学多识的绅士。即便如此，凯西仍然觉得，如果纽约的朋友得知他在学校学习社会工作专业，多少会有点尴尬，毕竟这一科目听起来不怎么有“气势”，所以他只会说自己正在研修社会学硕士学位。

第一学期所修的课程让凯西感到失望，他觉得很多课程都是“婆婆妈妈的东西”，诸如社会调查和儿童福利等。他更感兴趣的课程是与改善工作环境相关的工业职业道德，或“扶贫、增加人口、清除贫民窟”之类的旧区改造课程。不过没多久，他在华盛顿就找到了其他乐子，比如花费10美分喝一大杯廉价啤酒，或者在大学的网球场学习打网球（刚上了几节网球课之后，他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反手扣杀了）。

凯西非常想念索菲亚。他给她写长长的信，事无巨细地汇报身边的一切，而她的回信都很简短，这令他感到特别沮丧。周末闲暇时，他都会在周五连夜搭乘巴士赶往纽约去找他的女朋友。周六早晨到达时，他虽然一夜未合眼仍神采奕奕。他们总是分秒必争地共享好时光。据凯西说，有一次他们在一家夜总会跳舞，享受着盖伊·隆巴多乐队的伴奏，度过了“无比美好的夜晚”。有时他们手拉手，坐在电影院里看一整天电影。凯西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电影评论家，他如此评价好莱坞：“他们以为随便弄上一些淫秽的调侃和一两个卧室场景就能满足大众，却忽略了作品的戏剧性。”到了星期日早上，他又依依不舍地爬上长途巴士，返回特区。

奥格雷迪神父针对新学院开展了一系列的创新项目，其中包括让研究生住在华盛顿的公共福利机构，去切身体会穷人的困境，但这对凯西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他被分配到布莱登斯堡路上的国家劳教学校，里面关押的是联邦刑事案件的少年犯。凯西觉得他们算不上少年，而是一帮“年轻的暴徒”，他这样给索菲亚写道。他甚至调侃，自此以后，在给她的信中会充斥着关于“黑鬼、侦探猎犬、警卫、警报器等”“绝佳的”新闻。

1935年伊始，凯西开始厌恶华盛顿，痛恨与索菲亚遥遥相隔这一事实。除了繁重的课业，还不得不抽出时间与国家劳教学校里的那些“小鬼”在一起。他去纽约探望索菲亚的时间变成六到八周一次。他开始酗酒，常常独自一人泡在华盛顿的酒吧里。同时，他对于天主教大学的幻想也开始破灭。他开始阅读全国经济大萧条时期，250万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未成年人的资料，并且采访了很多现在已经成年的从华盛顿路过的流浪汉。他们“生活得极其凄凉和绝望”，他这样给索菲亚写道：“他们现在就是行尸走肉，所能看到的未来不过就是一瓶16美分的一品脱朗姆酒……一个允许这些情况发生的社会经济体制绝对是违背道德的而且是不可原谅的。”但是他拒绝选择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作为替代品，他还反对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概念——所谓建立一个福利国家，对穷人，特别是不值得帮助的贫困人士进行收入再分配。但他不反对美国的阶级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中贫富的划分是以辛苦劳动所得为基础的。他在信中阐明了这样的见解：“也许经济大萧条也并不完全是坏事，它们唤醒了一个轻浮的世界。”

凯西努力保持着对课业的认真态度，因为他真的很佩服奥格雷迪神父，神父设立研究生课程，招募和培养学术精英。但是到1935年底，为了能跟索菲亚在纽约一起度过更长的周末，他开始翘课，成绩也开始下降。他还花大量的下午时光看国会会议研讨，认为那简直就是“暴乱”；或者去看最高法院的审判，他发现其中有更多“才思敏捷的头脑”。凯西数次前去奥格雷迪神父的办公室，直到最后一刻才鼓足勇气告诉这位院长秋季学期他不会再来上学的决定，他打算搬回纽约，到市福利局找一份工作。

从7月份开始，凯西作为调查员开始了纽约的调查任务，年薪为1620美元。他的工作是审计案卷，进行实地走访，保证受助家庭有资格得到财政补助。没过多久，凯西就厌倦了这份工作。即使文书工作没有任何纰漏，他也认为纽约正在浪费其福利资金。他意识到最贫穷的人大多都是骗子和懒汉，并鄙视罗斯福是一个滥发善心的自由主义者，而其新政注定会失去控制。秋天，他加入了贝尔摩共和党俱乐部，紧接着参加了反对罗斯福连任的活动。凯西的父亲老威廉·约瑟夫是罗斯福新政的铁杆支持者，53岁时死于心脏病，未能在短暂的有生之年看到儿子唾弃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而投入了共和党保守主义的怀抱。

与最高法院的接触给凯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拥有法律学位可以无所不能，可以打开更多职业的大门，而且要比福利调查员更有趣，薪水更高。因此，就在进入纽约福利局的同时，他报名参加了布鲁克林区圣约翰大学法学院的夜校课程。他尽量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白天在福利局上班，晚上和周末上课或学习。尽管他学会了快速阅读法律书籍，但在圣约翰大学的成绩一般。他的分数从未超过B，甚至抵押贷款科目在班上只获得了一个D。不过，他还是设法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顺利从学校毕业了。

凯西先是在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了七个月的办事员，学习如何建立合伙关系。之后他组建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聘用了三个年轻律师，他们主要承接税务和劳资关系的案件。凯西的年收入高达6000美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份兼职工作也很快转成了全职工作，他的年薪也翻了一番，达到了12000美元。

当时，罗斯福新政推出了数以百计的政策，其中之一便是成立美国研究院帮助商人做出大量分析报告并落地为联邦合同。该研究院成立于1936年，因为其报告分析精准，并且能够掌握诸如社会保障和工程进度管理局等项目相关的内部消息，很快就声名鹊起。他们的客户认为美国研究院就是罗斯福政府的一个秘密武器，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研究院只是笼络了那些在联邦项目研究中颇有成就的调查员，凭借他们做出思路清晰的预测，找到利润丰厚的合同所在。

该研究院院长是利奥·彻恩，其父母是俄罗斯移民。他以全班最好的成绩毕业于纽约法学院，比凯西大了不到一岁。当时研究院人手不够，彻恩在一个法律杂志刊登了一则招聘帮手的广告。凯西来到学院参加面试，给彻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彻恩留意到了凯西浓重的纽约口音中掩盖的知识分子气质，决定雇佣他作为一名美国研究院出版物的税收分析师。凯西对这个课题知之甚少，但实践证明他学得很快，而且善于将复杂的税法代码转化为简明易读的文字，让商人们一目了然。彻恩的运营范围很快扩展到纽约和华盛顿两地，研究人员多达400人。在政治倾向上，这些人中有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也有像凯西一样的右翼共和党人。凯西与美国研究院中的自由党人在办公室辩论，通常都会演变成“嘶喊的比赛”。凯西是1940年总统大选中温德尔·威尔基的支持者，他经常与罗斯福的崇拜者彻恩展开激烈的辩论。凯西一直坚持说：“我可能会赢得辩论，但利奥肯定能赢得大选。”

1939年春，彻恩和美国研究院其他管理者相信欧洲会爆发战争，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华尔街知名律师威廉·多诺万是共和党国际主义者中直言不讳的成员，对此持有同样的观点，并支持罗斯福启动国防建设计划。彻恩派凯西到华盛顿开设美国研究院办事处，开始搜集关于利用工业生产满足军用需求方面的资料。不久，凯西召集了60名分析师，开始编辑《商业与国防协调者》一书。这是一部美国研究院出版的关于武器计划的一系列密密麻麻的合同条款的书籍，其中有“如何向军队出售”和“医疗队购买什么”等章节。凯西很快成为一个能够建立商业机会的至关重要的财务统计人员，他在华盛顿日益增长的军事工业团体中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政府官员也开始给他打电话请教如何简化复杂的武器采购规则，使之更利于商界运作并促使装配线的武器尽快交付。凯西的《商业与国防协调者》一书引起了多诺万的关注。多诺万是彻恩在纽约的一个朋友，不久便成为了罗斯福关于大不列颠所需美国战争物资的幕后顾问。

凯西所做的工作可能有点故弄玄虚，其主要目的是帮助企业发战争财，但对国家同样重要。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这天也恰巧是凯西的《商业与国防协调者》一书的发行日。当时的美国军队在世界排名中居于第17位，在罗马尼亚之后。战争爆发，华盛顿，甚至几乎整个美国的经济很快就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重组，他们开始组织生产更多的坦克、飞机、军舰，而不是洗衣机、缝纫机、雪佛兰汽车。动员全美经济，将所有企业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高效的战争物资生产机器，这对盟军最终取得胜利至关重要，也是凯西正在进行的工作。但如果美国加入欧洲战争，威廉·凯西打算走出华盛顿的办公室，奔向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