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投资前景，为什么新一轮的投资拉动要转向城镇化

友导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接的是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战略。

在都市圈、城市带概念依然火热的情况下，我们转向新型城镇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对此，著名学者温铁军教授指出：现在我们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在工业文明历史阶段产业资本过量集中到城市所发生的问题。当我们过度把资本向城市集中的时候，一定是同步集中了过量的风险，过量的风险就会转化成周期性危机爆发。因此，我们还得找继续维持投资拉动的空间，这空间就是城镇化。城镇化不仅是一个新的投资空间，还是新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创新的空间。

注：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的著作《告别百年激进》《八次危机》和城镇化相关讲座内容整理，未经温老师本人审阅。诚邀您关注并共同思考。

根据政治经济学常识，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遭遇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

西方在1929—1933年爆发了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过剩危机，在这个危机打击之下，大多数坚持自由市场制度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都垮掉了。只有以国家直接干预的手段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的国家，才可以维持住。

其中，罗斯福新政条件下的美国，把庞大的过剩生产能力通过政府干预直接转向了内陆基本建设，因此罗斯福带领着美国维持住了。欧洲的德国尽管它的逆周期调节经验在战后被成王败寇的意识形态差不多完全掩盖了，但德国在二战前也是将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了内陆的基本建设，维持住了自己的工业化生产能力。再有就是苏联，因为尚在工业化的发展时期，还未表现为生产过剩。

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三者有个共同点：即以国家干预为手段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本国内陆建设。二战中，美苏联手打败了德国，形成了战后双寡头垄断的地缘政治，并且美苏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服务性的社会科学系统，于是就有了今天在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两大对立理论体系。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遭遇了类似的生产过剩大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马洪主任、陆百甫副主任给中央写的报告明确指出：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进入了相对生产过剩。

此外，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快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喜悦之中尚不及反思的时候，经济学家林毅夫却不受芝加哥学派思想的约束，向中央建言：既然中国遭遇生产过剩，唯一可资借鉴的只有罗斯福新政。在这个政策建议中，林毅夫明确指出：西方遭遇生产过剩最终走向二次世界大战；现在我们遭遇生产过剩，只能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林毅夫在1999年又提出：只有以国债投资于新农村建设，我们才能缓解“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

1998年3月，中央紧急启动应对性战略调整，从外需拉动直接调整为投资拉动增长。这个战略调整使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三驾马车分别驾辕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内需拉动。消费品升级换代，我们从过去父辈旧的“三大件”——缝纫机、手表、自行车，转换为新的“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传统的三大件转向家电为主的三大件的时候，出现了内需拉动的80年代，也导致了物价上涨。

而到了90年代，内需大幅度下降，随之转向外需为主。为什么内需会大幅度下降呢?因为90年代初期出现了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的危机，一方面农民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城市出现了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导致内需上不去。危机导致了政策调整，我国全面转向外需拉动。

而到了1998年，外需受阻，我们随之转向投资拉动。

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基本上每10年换一匹马，换一个驾辕。这就是中国特色，这是教科书上都没有的。

在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之下，有个很内在的趋势难以扭转：必须用不断扩大的投资来掩盖住以前形成的矛盾，甚至可以说用不断投资形成的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这就导致宏观调控极其困难。因为国债投资拉动增长的内在机制叫做国债依赖，一旦开始了就是单行道，没有回头的可能。要是停下来，庞大的过剩生产能力就会爆发为危机。

对于生产过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做法是：到了关键时刻把各自的生产能力摧毁，然后在战后重建、扩张，然后再过剩……但不可能从根本上缓解矛盾。

而我们的国家大规模投资，从现象上看，的确存在着经济学界都批判的国有资本不断壮大对私有资本的挤出效应。但请问，这世界上可有政府敢于把国债投资，也就是老百姓未来的税收直接交给私人的？

有人会说美国政府当然可以，但要注意，美国是以私人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国家，它87%左右的GDP来源于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服务业，危机来了它当然只能救金融。

而中国呢？当我们国债投向西部大开发的时候，建设了三纵两横的高速公路系统；当我们投向区域差别再平衡的时候，投的是高铁、能源、公路、机场、码头、车站。客观上看，国债投资实现的是大量增加的物质资产，这些公共财产客观上不能短期回收，短期没有经济回报，那私营企业愿意干吗？

例如，这些年重庆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大规模的西部建设投资帮重庆极大地改善了基础条件。重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扩展到周边，通过大隧道和大桥把五道山梁全打通了，地面从500多平方公里变成了1200多平方公里了。那大规模的国家投资让谁搭了便车呢？西部的地方经济搭了便车。

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借国家大规模投资的机会为自己建一些楼堂馆所，形成地方负债，一直延伸到乡镇村这一级。其中，乡镇这一级政府负债，当年说最高负债是4000万左右，现在得到40—50个亿，县这一级的最高负债得上千亿。这些东西都叫做政府的债务资产。为什么称之为债务资产呢？因为它对应着一块资产，就像政府搞的楼堂馆所都是资产，只不过现在不好出售。政府搞的大型广场、景观大道，用的都是银行的钱，变成债务压在银行了。

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喜欢征占土地，并且政府帮房地产商维持房价。尤其是三线以下城市，政府哪怕贷款也要帮房地产商撑房价，就是因为撑了房价就是撑了地价，撑了地价之后，还能再圈一块地去银行套现，银行的一部分钱过来之前，地方政府先把银行利息还上，银行帮政府把旧贷转新贷。这就是中国现在“地方债务增加—银行占压调账—土地征占付息”这种三角结构的内涵。

面对两难局面，我们的政府如何继承政治合法性，如何让人民满意？除了继续使用投资拉动来解决面临的经济下滑问题，还得靠深化改革完成贫富差别再平衡的任务。

总之，现在我们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在工业文明历史阶段产业资本过量集中到城市所发生的问题。首先是三大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过剩条件下所造成的代价向全社会转嫁。现在传统基础设施、房地产两大“资产池”已无法吸纳更多流动性，资本需要寻求更为健康的资产配置方式和更为安全的投资领域。

当我们过度把资本向城市集中的时候，一定是同步集中了过量的风险，过量的风险转化成周期性危机爆发，往往是向“三农”转嫁危机代价。中国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并不算理论创新，因为很多经济学家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家早就描述清楚这一理论。我们的理论创新在于，城市危机只要能向“三农”做危机转嫁，它就在城里软着陆；如果不能向“三农”转嫁危机代价，它就在城里硬着陆，硬着陆的结果就是调整或是改革。因此我们所著的《八次危机》一书的全部理论创新可以归结为这几个字：成本转嫁论。它往上接续的是世界系统论、依附理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把这些糅杂在一起，博采众家之长，最后就解释了我们的问题。

以前工业文明时代，形成工业集中的城市化，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生态文明新战略。因为我们近代的城市化体制，本源于工业化阶段产业资本的集中所客观需求的标准化、规模化和它所派生的制度。我们从“九五”时期就要把产业集群和城市带叠加在一起。那是符合工业文明要求的。因为工业化内生的需要的就是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搞城市带最适合这套要求。

然而农村文化却“十里不同风”，农业又是个自然过程，因此，农业最不适应工业集中的城市化要求。当然，强行要把农业搞成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时候，农业自身的反抗就是制造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深受其害。例如，上街吃饭的人提心吊胆怕吃到地沟油。食物安全领域的社会诚信已经被地沟油毁掉了。

当经济结构矛盾已经深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谁想真去碰一下，就会意味着“债务暴露，无药可救”。对外又不能侵略扩张，那对内也只能继续扩大投资，维持住现在的产业资本过剩的问题不马上爆发。

我们现在只是相对缓解，相对缓解的方式说直白点就是用远期过剩掩盖当期过剩。因此，我们还得找继续维持投资拉动的空间，这空间就是城镇化。

其实，城镇化并不是新的提法。2005年中央接受林毅夫的政策建议，在新农村建设的文件中就明确强调县域经济发展有两大支柱：一是城镇化，二是中小企业。进入城镇发展中小企业，形成规模就业。因为城镇化的创业门槛低，能吸纳更多的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是大企业的6倍，可以解决未来人口增长带来的就业压力。以城镇化和中小企业来支撑县域经济，乡村振兴就有了抓手。

我们的城市现在看已经算超前发展了，下一步要重点发展县域经济，特别是县级城关镇和县域范围内的中心镇。如果我们三千个县的城关镇都得到了发展，那客观上就会使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之下向县域经济转移，否则县域经济很可能就是个口号，很难落实。需知，承载县域经济的载体，主要是县内的城关镇和三个左右的中心镇。这样看，全国会有1万多个中心镇得到投资发展的机会。

城镇化，也叫去城市化；市民下乡，农业进城。中央的文件中强调城乡一体化，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其实得呼应生态文明条件下的发展创新。城镇化所对应的主体是4万多个乡镇，60万个左右的行政村，300万个左右的自然村。

此外，真正的城乡一体化不是城市排斥农业。现在各个城市搞所谓小区建设，用统一的草皮和行道树，这都是反生态的。需知，转型城镇在欧洲是市民共同把草皮改成菜园，把绿化树改成果树。尽可能缩短自己的食物足迹，以实现本地化的生产和消费。而这些西方兴起的转型城镇在我们中国本来就存在。各地把原来的生态多样性改成单一性，这是反生态的，但这类标准化集约化的做法却符合工业文明内生的规模化要求。

其实，城镇化进程中最需要的是农业三产化（把农业和第三产业结合）创新，只要结合中产阶级市民下乡，市场对农业就会有新的要求。因为，中产阶级消费要强调安全性、参与性和个性化。

那怎样实现城乡一体化，市民为什么会下乡?一方面，有余钱的打工者要回乡创业，他们这些年早就被统计年鉴定性为市民了。另一方面，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市民自觉下乡创业了，今后市民搞农业会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趋势。

现在欧洲农业60%以上的农场是“市民农场”，很多人讲欧洲农民如何如何，事实上，欧洲的农民早就变成市民经营农场了。欧盟的农业保护才是非贸易壁垒远大于贸易壁垒。如果认真研究欧洲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你会看到大量对欧洲的农产品贸易失败于非贸易壁垒，某种程度上，欧盟社会绿色壁垒是最为严重的。也是因为60%以上的农业主体是市民，要求的是安全、生态环保，因此市民为主体的农业经营者，不仅仅跟你讲价格如何，或者市场份额，更多讲的是绿色、环保、安全，因此欧洲的环境社会壁垒都转化成食品安全成本。类似还有亚洲的日本、韩国等。

随着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乡村休闲旅游快速增长。千差万别的、和自然紧密结合的乡村生活，最能吸引中产阶级对三产化农业的需求。这就要求休闲农业和“三慢”（慢城、慢食、慢生活）结合，要求的农业必须多样化才具有体验功能，在多样化农业中内生的这种体验功能之中他们希望表现个性化特质。

如果想贯彻城乡统筹战略，实现城乡一体化，以现行体制看，难度非常大。如果我们借助城镇化推进一体化，那就得既要引导市民下乡，引导有余钱的市民到农村创业，又要引导农民在城镇创业，引导农业进城。如果这些能做到，城乡一体化就能在城镇化过程中有所体现。

这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考虑，比如说我们如何在城镇化的基础上去构建生态社会，如何在城镇化中形成创新政府治理的条件。例如我们现在正在做乡镇试验，看所谓政府善意如何与社会结合形成善治，政府如何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建立乡镇良治，通过结构多样性和市民参与治理创新来形成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等。所以不能仅仅把城镇化看做是一个新的投资的空间，同时城镇化还有新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创新的空间。

怎样能够形成城镇化治理创新？怎样能够让那些小老板们、打工者们参与进来，变成社会化的治理创新？对此，大家可以看我们搞了多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再想一想，历史上的乡建改良思路为什么总能切合中下层社会的实际需求？在于百年乡建接地气比较多一点。

所以，生态文明与城镇化战略结合到一起，应该是四个复兴：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经济、生态治理。据此，大家不要简单地把城镇化理解成某个主管部门的思路，它所面临的真正的客体，还是农村、农民、农业。如果“三农”局面能维持住，全球大危机到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应对危机的社会基础。

例如，2008年中国遭遇华尔街金融海啸，在2009年曾出现过一个季度的经济下滑，沿海有6万家企业倒闭，2500万打工者失业，也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幸运的是，当时正好是国家在大规模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的时期，危机爆发时中国已经增加了上万亿的农村投资，农村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吸引了回乡的打工者，沿海城市社会很快恢复平静了……

我们搞新型城镇化，一是可以参考欧洲和亚洲的日本、韩国那些“转型城镇”值得借鉴的经验；二是我们要强调农业三产化，强调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三是就乡村旅游而言，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乡土文化最适应“个性化定制”，因为千差万别的与自然紧密结合的乡村自然生活，最能吸引中产阶级参与休闲农业和“三慢”生活，让中产阶级体验生态化的“四洗”（乡村文化洗心、山林空气洗肺、小溪泉水洗血、有机食物洗胃），这就变成市民下乡新的消费内容。

总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创新机会，取决于你如何去发现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