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最老中学：运署街上的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

作者 | 董锡蕙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1922年（民国十一年）在省城济南创建“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址设于运署街（今济南一中校址的一部分）。翌年，推行“三三”制（旧制为四年，不分初高中），除设初中部外，亦设高中部，学制各三年。1934年改称“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年底济南沦陷，省立济南女子中学停办。1938年秋，日伪当局成立“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校址在济南南关全胜街，与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同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校为国民党政府接管。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济南特别市人民政府接管了省立济南女子中学。1949年8月，省立济南女子中学与济南特别市市立第一中学（原济南市立中学）合并，改名为“山东省立济南第二中学”，后又改称“山东省济南第二中学”，至今。

我于1932年至1938年在该校读书，现将我记忆中的省立女中的一些情况记述如下：

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是山东唯一的省立女子中学，校名虽称“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但实际上并没有省立第二、第三女子中学。省立女中面向全省招生，凡报考该校者，都必须来济南本校参加考试。所以，每到招生考试时，学校内外都非常热闹，有父母送女儿到济南来投考的，有兄姊送妹妹来投考的，也有女仆送小姐来投考的。他（她）们有的住亲友家，有的住旅馆等候发榜。如果落榜，她们还可以再考私立中学。当时济南有私立翰美女中、懿范女中、淑德女中。其他如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省立济南中学，以及私立正谊中学、育英中学等也招收女生，不过这些中学是男女合校，女生人数极少。当时，我们都为能考入省立第一女中而自豪。1932年8月，我姐姐董锡兰考入女中高中一年级，我考入初中一年级。初中一年级有两个班，二年级上、下学期各一个班，三年级上、下学期各一个班，加上高中一年级一个班，全校共有七个班，约三百五十人左右，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女子中学。到我上高中时，只暑假招生而寒假不招生了。当时校长和主任们都是一方面作教学行政工作，同时兼课，以便了解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情况。校长苏继周（字郁文）兼任物理课，教务主任张锡九兼任史地课，训育主任逄彬青（后来换成孙贻棻）兼教党义或公民。此外，有教务员、训育员、事务员各一人，辅助主人们作具体工作。学校制度很严，住校生有事出校门必须请假，通校生也不得在课间随意离校。学校传达人员按照学校的制度严格要求学生，如无训育处的批条，一律不准出校。学校任教老师无坐班制度，只要不误教学，到校与否不加限制。老师们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生。学校实行聘任制，每到寒暑假，继续留用的，校长发给聘书；不宜用的，不发聘书，即为解聘。解聘的教师中，有的确是学生不满意，教学质量差的；有的则是与学校领导有矛盾，被排挤的；还有的是因为上级派下人来，学校安排不下，找个与校长交情差的教师辞掉的；当然也有的教师另有高就，退回聘书的，等等。

当时，省立女中学生出身贫寒的极少，特别是从外县来的，大多是资本家或地主富农的女孩子。本市学生倒有出身贫寒的。无论来自何方的学生，都得严格遵照学校的规定，一年到头穿校服，夏季上衣是浅蓝自由布的中士短褂，袖子必须过肘，身长适中，下穿黑色裙子，裙长必须过膝，白袜、黑鞋。鞋的质量与形式不限，但不得穿高跟鞋，一律短发，不得烫发。冬季穿黑布长衫，长短适中，要遮住下面的花棉袍，黑袜黑鞋。大约是五月换夏装，十月换冬装。由于学生的校服是中式的，基本上是家长给准备好，不需学校给代做，这样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家庭的经济情况选择衣料，只要颜色和式样合乎学校要求即可。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生的袖子越来越短，由过肘变成不过肘，裙子也由过膝变成不到膝。这种情况曾经造成一场风波，我至今记忆犹新。

事情是这样的：夏季的某一天，有位初二同学回家，走到院东大街，迎面来了省主席韩复榘的汽车，车到这位同学的跟前停住了，车上走出了韩复榘，怒气冲冲地对这位同学说：“为什么袖子这么短？有伤风化！”说着顺手给这位同学两记耳光，然后上车扬长而去。这位同学当时被打慒了，哭着回了家。韩复榘并未因此而善罢甘休，他以实行“新生活运动”，讲“礼、义、廉、耻”为由，派警察在女中校门口站岗，每个学生进校时，这些警察都嬉皮笑脸地掀起女生的裙子，检查内裤的长短够不够当时政府规定的尺寸。这种侮辱性的检查，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愤慨，当时在王家树等同学的带领下，同学们向学校提出严重******，学校将此事向上反映，即日下午当局才被迫把警察撤去。

住校生包饭，伙食费每月四元，家远的通校生可包半伙，每月两块元。包饭伙食一日三餐，早餐是咸菜、馒头、稀饭，午餐是炒菜和馒头，晚餐是菜、馒头、稀饭，菜饭质量较好。包半伙的只吃中午饭。八个人一桌，每人一份菜，馒头和稀饭随意吃喝不限量。有病的同学，到训育处批条子，伙房可做病号饭，多半是鸡蛋面条。同学们大多很爱惜粮食，很少有人丢馒头。

学校的考试制度是很严的。每月一次月考，同桌异题，学期考试是不同年级混合考试，每场两位老师监考，校长、主任巡回检查。一般来说在省立女中毕业的学生学习较踏实。那时毕业班要参加全省统一会考，会考及及格才能发毕业证书。1934年全省初中毕业会考，女中许杏林同学考了第一名。1935年全省高中毕业会考，女中王兴开同学考了第一名。会考不及格的同学很少，可见当时省立女中的教学质量是较高的。由于会考是当局束缚学生手脚、限制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一种伎俩，而且对一般学生压力很大，因此女中学生也参加了全省反会考斗争。

其他如升留级制度、奖罚制度都有明文规定，第一学期期考不及格可以补考，学年考试两门主科再加一门副科不及格者直接留级，不得补考；致两门主科不及格者可以补考，补考后仍不及格者也得留级（当时以国文、数学和英文为主科，其余学科为副科，两门副科顶一门主科）。对优秀的学生发奖状表扬，有时也发物质奖励。优秀学生以德、智为主，参考体育成绩，不过，那时德育的含义是有时代性的。记得我在初中时，山东一个资本家在天津开了一个毛纺厂，生产抵羊牌（意即抵制洋货）毛线，为宣传使用国货，推销产品，他们到各地女校去赠送毛线。我校是山东唯一的省立女中，也赠送给我校五十磅（英美制重量单位，一磅合0.45359237公斤）毛线。学校将这五十磅毛线分给了十个班，每班五磅，奖给每班考试成绩前十名的同学每人半磅，姐姐和我都得到了。我得到的是雪青色的毛线，把它织成了一件毛背心，我一直十分珍惜这件毛衣，须知在三十年代初，并不是人人都能穿上毛衣的。

学校里布置了一个学生成绩展览室，供学生们互相观摩，互相砥砺。室内中间桌上陈列着学生制作的动植物标本、手工艺品、美术作品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张贴在墙上的、经老师用红笔圈圈点点的、既有眉批又有总批语的学生优秀作文。有些作文水平确实较高，有文言文，有语体文，还有诗词歌赋等，参观阅读后收益颇大。被选贴优秀作文的同学，大家都投以钦佩和羡慕的目光。这些优秀作文，每年还收集印制成册，名叫《学生作文》，发给每个同学一册，可惜只出了两册，“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学校的课外活动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都有老师指导，以体育活动开展得最好，参加的人数也最多，培养了一批运动员，这是女中成绩最突出的一项活动。音乐课有课外钢琴练习和歌咏队，图画课让课外练速写，每人有一个小本子随时写生。当我完成了一小本速写时，老师用英语批了一个“很好”，激起了我对速写的积极性，我口袋里经常有一个速写本，即兴作画。“七七”事变后，我当了小学教员，敢于承担图画课，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那时女中的课程有一门家政，学料理家务、卫生常识、缝纫和烹调等。家政课安排在下午，接着是课外活动时间，这样便于安排烹调练习，曾学过整桌宴席、烤中西糕点等。

1936年董锡蕙（后排左四）在省立女中“女学堂1202”楼前与同学合影

这里，谈谈我在校时的几位难以忘怀的老师和工友。

一位是校长苏继周先生，他是一位受同学们尊敬的中学校长。我进校时他年约四十岁左右，博山人，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他办学有方，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或建议，改进学校工作，而且对人和蔼可亲，深受师生们的尊敬。有几件事我至今印象很深：

1. 在我上女中时，知道上海、北京已有许多女青年骑坤车上下班或上学了，而我们山东当时封建意识还比较浓厚，女学生没有骑自行车的。于是，我们要求校长买一辆坤车，供大家学一学。校长欣然答应，说：“这是个好建议”。过了一个星期便买来了一辆崭新的坤车，嘱咐大家要爱惜。我们都高兴极了，就在课前课后去学骑车，很快就有不少同学学会了。我学会后即买来一辆坤车，从此我就不再住校了。那时学校里女学生骑自行车上学的仅有三、四位同学，到了下一学期就有20多位同学了。1935年我上高中时，几十位同学已拥有新车。为此，学校里修了一个大车棚，供大家放车。这样以来，大大减少了本市的住校生，缓解了学校学生宿舍紧张的压力。

2. 当时济南距女中最近的一个澡塘是省府前街的浴德池，在外地来济南上学的女同学逐渐增多的情况下，洗澡便成了突出的问题。同学们给校长提议修建个澡塘，他也欣然应允了。次年春天便修建了一个日本式的澡塘，夏日除星期天外每天都有热水或冷水供学生应用，既方便了外地同学，更方便了每天锻炼的运动员。在当时学校尚无自来水的情况下，为学生修建澡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3. 1932年女中恢复高中后，第一班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较低，教学质量与北京的中学相比差距很大。为此，校长借送毕业生去北京考大学的机会，特地参观了北京中学的教学设备和实验室，并亲自到北师大去请优秀毕业生来校任教。教我班数学的杨老师就是校长亲自聘请来的，这位青年教师不仅知识丰富，而且教学得法，很受同学们的欢迎。还有一位老数学教师也是这样。我喜欢学数学，而且教了一辈子数学课，不能不感谢初、高中两位数学老师给我打下了一个好基础。校长从北京回来后，还添置了不少理化、生物教学仪器设备和标本。当时，我们的化学、生物试验每人一套试验装备，物理实验一组一套实验装备，使同学们能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强了学习的兴趣，提高了教学质量。有一次一位同学在做试验时，不慎将硫酸洒在身上，衣服被腐蚀了。校长根据同学们的建议和要求，给试验的同学每人做了一套实验服。为此，我们全班同学曾高兴地穿上崭新的试验服合影留念，这张照片至今我还保留着。

4. 学校的各种制度一般来说是很严格的，但校长尚能灵活掌握。如我班一位同学学年考试三门课程不及格，按规定应当直接留级，但这位同学平时学习刻苦认真，过去考试从未有不及格过，这次考试失误是偶然的，特别是她的写作水平在我班是较高的，我们找校长说明情况，并愿分工帮助她复习，允许让她下学期补考。校长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请求。还有校长处理的一件事，也使我们很受感动。有位高年级的同学，曾与一位山大毕业的青年教师有书信来往。这事被校长知道后，那位青年教师被解聘了，这位同学也将受到除名的处分，但尚未公布。这位同学是位高材生，全班同学都为她惋惜。于是，班内推举几位同学当代表去找校长，说明这位同学所以犯错误，是因为班内同学对她帮助不够，没有尽到责任，宁愿集体受罚，免去她们班本学期的优秀学生奖状，请求校长留下她，让同学们帮助她改正错误，以免她走上绝路。校长终于答应了同学们的要求。从这两件事来看，在当时的情况下，校长对犯错误或一时失误的同学采取教育挽救的态度，而不是硬搬制度，这是难能可贵的。这种教育家的思想和风度，使同学们很受感动，同时也说明女中同学亲密无间、互相爱护的深厚情谊。

另一位是数学老师曲凤起先生。曲老师字荣卿，山东荣成人，教我时已年届花甲。他教学经验丰富，讲课生动活泼，浅显易懂，说话很有风趣，我们都喜欢上他的数学课。他授课时较难理解的问题，用幽默的语言轻而易举地表达出来，使大家在不知不觉中获得知识。他有一手好粉笔画，讲课前先在黑板的一端画上一幅他要讲的主题画，如鸡兔同笼、龟兔赛跑等，然后结合图画逐步分析讲解，寻找规律，得出结论（公式、法则等）。这样讲解，直观形象，讲得透彻，听得明白，容易记忆。曲老师还常在课外活动时间举行竞赛式的小考，有时用10分钟考一题，有时用20分钟考两题，要求做题正确、迅速、规范，最后张榜公布名次、成绩。所以，我们对初中所学的代数公式、几何定理，都记得牢固，用得熟练。从那时起，我爱上了数学，并立志将来作一个像曲老师那样受欢迎的数学老师。再一位是王志安老师，王老师是位体育教师，教了我四年体育课。他担任的体育课很多，还有课外活动时的校队训练和排练舞蹈，也由他一人负责，所以从早到晚总是见他在操场上忙来忙去。他为女中培养了一批运动员，参加省队的运动员就有二十余人。当时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在济南召开，我校张素慧同学获女子低栏第一名；再如跳高能手赵新育，短跑名将梁光、宋洪云、王静范等，也都是王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田径运动员；山东垒球省队曾获全国比赛第一名，其中有我校不少运动员。王老师还经常放弃星期日的休息，带同学们到体育场进行训练或参加比赛。在王老师来我校前，女中没有正规的校队，女中校队是王老师选拔培养出来的，由弱队逐渐变成济南的一支强队，至“七七”事变前，女中校队在全省已颇有名气了。女中1936年秋季校运会，除田径和球类比赛外，每班都有一个集体舞，都是王老师一手编导的，其舞步舞姿各不相同，服饰也各异，每场演完，掌声如雷。当时邀请来参观的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和学生家长，大为震动，连声称赞，一时轰动了泉城。王老师的体育课，可以说既有高度的负责精神，又富有创造性，是值得我学习的榜样。

再一位是我们的班主任傅锡山老师，尤其令人难忘。傅老师是高唐县人，教我们高中国文时已五十多岁了。是一位知识渊博、治学态度严谨的好教师。她除了教规定的课本外，每周利用一个课时指导我们学习课外读物，如文字学、文学史等，使我们了解到中国文字的起源与演变、结构与含义，以及我国古今文学的辉煌成就，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激发了我们对祖国文字、文学的热爱。同时对古代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以及当代文学家的优秀作品，也给我们作了介绍，并指导我们阅读。从那时起，我对古代文学作品有所了解，更喜欢阅读近代、现代文学作品，如鲁迅、巴金、矛盾、郭沫若等名家的作品，从而提高了阅读和写作能力。傅老师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国文教师，更是一位为人师表、热爱学生的好班主任，他对学生谆谆教导，循循善诱，同学们都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使我们在中学时代得到了很好的教益，是我们终生难以忘怀的。

还有一位是思想进步的彭畏三老师。彭老师教我们高中英语，他讲课很认真，特别重视英语语法的讲解和练习。他常说：“英语单词固然重要，但不认识的可以查字典。更重要的是弄通语法，这样辅以查字典就可以翻译书刊”。他的教学，为我们学习英语打下了好基础。他还利用上课的时间，给我们传播一些进步思想，讲些国内外时事，启发我们进行抗日救国斗争。“西安事变”发生时，他高兴地说：“这次要和了，我们中国就要强了”。他旗帜鲜明地赞扬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七七”事变后，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由一名爱国进步民主人士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解放后，彭老师曾担任山东师范学院院长，可惜在“文革”中受迫害至死。

爱护学生的老工友张训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看管宿舍的老工友，五十多岁年纪，因贫困劳累过早地在他的额头上刻满了皱纹。他忠厚慈祥，体贴爱护学生如自己的女儿，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张大爷”。他的具体工作是管理宿舍，关窗锁门，扫除院落，冬季烧热水供学生洗脸刷牙，夜间打更（大约十二点钟与两三点钟各打更一次）。女学生一般说来是胆小的，夜间不敢出来上厕所。因此，都等到张大爷来打更时，才随他到后院厕所去，张大爷便在后院绕圈打更，直至同学们都上完厕所，才离开后院走向前院。所以，夜间同学们听到“梆、梆、梆”的声音，既感到清脆动听，也给同学们带来安全感。这位孤苦老人，心地善良，工作负责，为学校和同学的安全，日日夜夜倾注着自己的心血。我在女中的五年中，宿舍没有发生过意外事故，我们能安全读书，应当归功于这位辛勤的老人。

总起来说，“七七”事变前的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质量都是较高的，学校领导和老师们普遍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我校有着尊师爱生、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师生之间，还是工友与学生之间，关系都是和谐的。

五年时间在历史上是短暂的，但不论是老师、同学还是工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决定了我的爱好和未来的志愿，培养了我良好的身体素质，使我有条件在解放后担当教学重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人。感谢你，我的母校——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