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老家和故居谁修复的 蒋介石的兴起，江浙财团的衰亡

民国时期存在三大财团：华南财团、华北财团、江浙财团，其中江浙财团资本最为雄厚、所属工商金融机构最多、与政权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在民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浙江财团的产生、发展与衰弱，在民族资产阶级中极具代表性，反映了资本主义在中国遭受的曲折与困境。

江浙财团最早的雏形是宁波商帮。

宁波自古以来有经商的传统，在1842年******战争之前，宁波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上海开埠后，宁波港的地位急剧下降。而宁波商人利用地缘上的优势，纷纷抢滩上海。

1850年时，上海的外贸总额首次超过广州，跃居首位，贸易的发展带动了沙船运输业的兴旺。当时一艘沙船约需投资七千至八千两白银，价格高昂，并非是一般投资者可以承受。为筹措这笔资金，投资者往往求助于借贷，见其有利可图，部分比较成功的商人开始投资于钱庄业。宁波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时间较长，资金较为宽裕，在这股开设钱庄的风潮中居于前列。清末时，在上海的宁波秦家、镇海方家、李家和叶家、慈溪董家、湖州许家、洞庭山严家和万家、苏州程家九大钱庄家族中，宁波籍（含镇海、慈溪）就占了五家。

同时，以宁波商人为首开设的上海钱业公所，以及自身的同乡会组织——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构成了一个紧密地互助协调系统，把宁波商人的财力、人脉尽可能得集中起来，从而确立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支配地位。

清末，钱庄向近现代银行的转化，在这过程中，除了钱庄业与外资银行有了业务往来而渐受影响以及新式工商业对钱庄只能产生新要求外，有两大事件对这个转化影响巨大。

1897年，盛宣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通商银行的资本加上存款和发行钞票，可以运用的资金达到一千万两，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家钱庄，这给了钱庄业以巨大的震撼和危机感。但与此同时，宁波籍的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投资于中国通商银行并担任总董，标志着钱庄业人士开始向近现代银行进军。

1904年，清廷户部尚书鹿钟麟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因国库空虚，邀请民间资本入股，原受邀的山西票号一致拒绝入股，结果使户部银行由江浙绸缎商筹办。

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资本扩充至一千万两，大部由江浙商人掌握。同时，宁波籍商人又独立投资创建四明、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中华东陆、中华劝工、中国垦业、中国企业等一大批银行，借助原先在钱庄业积累的大量资本，使得上述银行资本雄厚，竞争力较强。

在银行业务扩大的过程中，非宁波籍的商人和资本家与之发生了密切的交往，筹资的范围也逐渐由单一的宁波籍扩大至浙江、安徽、江苏籍。至中华民国初期，江浙籍人士控制的银行已成为上海金融界最重要的力量，江浙财团至此正式形成。

江浙财团为了自身利益，他们需要一个宽松稳定的治环境。

动荡的政局显然不能令他们满意。当北伐军逼近上海时，江浙财团他们希望国民党中有日本背景的蒋介石派上台执政，结束动荡。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与虞洽卿等商界闻人接洽。

3月27日，虞洽卿在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报告了会谈的情况。

3月29日，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会见了蒋介石，表示只要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就给予资助。

据《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了上海“立即恢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并取得了蒋许下的“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

1927年4月1日至4日，商人和银行家垫付了第一笔为数三百万元的短期借款。

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对付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工会的“四一二”事变，并于4月18日建立南京国民党政府。

作为报答，蒋介石平息工人运动、将工人纳入可控的轨道，满足了江浙财团的基本需求。蒋介石就这样实现了他原先所做的“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后，1927年4月25日，他从上海资本家那里又获得了第二笔贷款七百万元。

这两笔贷款对于非常需要现款的蒋介石是至关重要的。

蒋介石与江浙财团有共同的日英美势力为背景，他们主要看中了蒋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具有的强大政治军事资源，三方共同的反苏反共意愿。

江浙财团希望南京国民政府能够实现国内的统一和稳定，取消外国企业在华的经济特权，镇压工人运动，虽然蒋介石与其有共同点，但蒋介石个人独裁专断的作风让人很难接受。

其中有一个插曲：

蒋介石为了取得资本家的支持，找到国民党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

宋于1925年在广东任职，1926年12月同党的文职领导人员到达武汉。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发动政变前夕，宋子文作为劝阻分裂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奉命来到上海。蒋介石和武汉政权的决裂使宋子文处境相当狼狈。这个年轻的从哈佛大学训练出来的宋子文在上海拥有强大的工商业利权，并和上海资本家有密切的关系。武汉政权的许多人认为他将站在蒋的一边，并企图削除他的权力。

在另一方面，宋的姊姊、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武汉政权的重要领导人，蒋介石怀疑宋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

宋子文到达上海后，立即力图行使财政部长的权力，和资本家头面人物恢复联系。宋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设立了三个顾问委员会：一个关于政府债券的，一个关于国家预算的，一个关于银行业和商业的。上海金融界、商业家和工业界的重要人物都被邀参加。

蒋介石对宋的行动非常怀疑，认为他起着武汉政权代理人的作用。实际上，宋或许确实是希望能迫使蒋介石和武汉政权进行谈判。当上海银行家要求宋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他拒绝了。于是蒋就置宋子文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并指派财政官员。

1927年4月20日，蒋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银行界领袖人物钱永铭为次长。

宋子文于是返回武汉，不久离开中国去了日本。

蒋介石与江浙财团的直接冲突，主要原因在于前者对后者在经济上的过度索取。

从四一二开始，蒋介石进行的摊派主要有如下几次：1927年5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全数在江浙资产阶级中摊派认购。蒋介石和依附于苏联的武汉政权的斗争在1927年4月下旬和5月激化了。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建立国民党政府，自称是合法的国民党政权。

因此宁汉分流时，南京国民党彻底与苏联决裂。

接着蒋介石发动清党政策，在他的统治地区内消灭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

另一方面，武汉国民党政权猛烈攻击蒋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提出争论。武汉的宣传人员还指责蒋介石和上海资本家的合作关系，宣称这是一种压迫工人和农民的“违法关系”。

但是，蒋介石与资本家的联合，实际上很快就宣告结束。他不但是为了获得资金要资本家的支持，但是他的要求超过银行家所乐意提供贷款的限度，而且当说服无效时，就用流氓手段去强取硬索抢夺。

蒋介石把原来用于对付工会和共产党的那股恐怖风浪转而用来对付资本家。

新闻记者索科尔斯基曾经写道：

“各种迫害的方式都在搜捕共产党的借口下使用了出来。许多人被绑架并被迫献出大量的军事贷款，……这种反共的恐怖手段使上海和江苏的人民感受到近代以来绝无仅有的恐惧。”

严重的压力迫使商人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捐款。

中国招商轮船局董事、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上海总商会会长傅宗耀（筱庵）是上海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南京当局要求傅以自己的企业、私人资产以及同总商会的关系来协助承担一千万元的贷款。傅拒绝时，蒋介石就以傅曾为军阀筹款为借口，亲自下令逮捕他并没收他的财产。傅逃往公共租界避难，随后逃到大连。傅虽然转移了很多财产托庇于外国人名下，他的损失还是相当大的。最后，他为了洗刷他的名声，终于向国民党国库捐出了一大笔财产。

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总商会以傅的逃走为借口。

于1927年4月28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宣布傅当选总商会会长无效，应予作废，政府控制的管理委员会接管了曾是上海资本家最有力的喉舌——总商会。

由四个南京国民党政府官员（淞沪警察厅长、外交部副部长、财政部副部长、国民党政治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和商界代表三人指定为委员，后者是蒋介石的至好虞洽卿、王震，以及上海广东帮的头面人物冯佩熹（少山）。

蒋介石更是稳固地控制了商会，并且堵住了那些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敲诈勒索政策的人们的嘴。

1927年4月，国民党军队又接管了中国招商轮船局。

南京国民党政府自始采取的高压手段强迫上海资本家购买它发行的公债，以维持蒋介石政府和军队的开支。

1927年5月1日，南京国民党财政部发行三千万元短期公债，月息七厘，本利自1927年6月开始在三十个月内还清。发行的公债其票面额数从十元至一万元不等，以来自上海海关2.5%附加税的政府收入作担保。公债虽订有书面条例，但对于1927年5月的上海银行家来说，这显然是一项很不可靠的投资。

蒋介石的政权一旦垮台，公债就会一文不值。

蒋介石于1927年5月18日从南京到上海后，国民党官员们运用强硬的手段促使上海银行家和商人认购新的国库券。

国民党江苏财政委员会根据蒋介石的手令对各大银行、商业、工业单位分配了各不相同的定额。

南京国民党政府办事人员逐店逐厂地去征集资金。

例如上海银行公会的会员银行被指定购买一百六十五万元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闸北水电公司被指定二十五万元，华商保险公司五十万元；内地自来水公司二十五万元；南市电器公司三十万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十万元，广东商联会三十万元，先施公司二十五万元，商务印书馆二十万元，永安公司二十五万元；新新公司二十五万元，华成烟草公司十万元，丝茧公所十万元。

1927年5月14日，一个住在法租界的颜料富商石宝顺的儿子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在石答应向国民党政府捐献二十万元后， 1927年5月19日获得释放。

无锡和上海的面粉、面纱大王荣宗敬被以奸商并曾资助过军阀的罪名将其逮捕。

蒋介石又亲自下令没收荣在无锡的面粉厂。

后在荣捐款二十五万元给国民党政府国库后，便取消了手令。

1927年5月16日，著名酒商赵志永被国民党军事当局逮捕，后他捐了二十万元后得以释放。

著名富商欧炳光（先施公司经理）的3岁儿子被绑架，被要求给国民党国事业捐款50万元。

富商棉纺厂主徐宝真的一个儿子以共产党员的罪名被逮捕，被勒索了67万元。

国民党当局采用逮捕和以逮捕进行威胁的手段向商人和官绅勒索钱财的实际结果，根据美国领事的说法：

“是有钱阶级中的一种确确实实的恐怖统治。”

在华的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道：

“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者在马路上神秘地失踪……大富翁竟当作‘共产党员’遭到逮捕！”

“据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约共筹集到五十万美元。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

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防止对这种筹款策略有所非难，实行了对地方报纸的新闻检查。

据单国民党特务砸报馆行为就有15起之多。

上海《新闻报》曾因为刊登一份关于国民党当局的贷款清单而被禁止发行。

日本政府因害怕北伐会损伤它在山东的利益，于5月下旬派遣关东军进入山东。这个行动导致了中国几个城市巨大的******运动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借机发出了禁止购买日货的布告，并在1927年6月28日组织了一个“反对日货大同盟”。

自1927年6月开始的抵制日货，国民党当局又有了攫取商人钱财的理由。

当时民众关心日本出兵山东是完全正当的，可是上海市党部却把拒购日货也当作了榨取上海商人更多的捐款的方便手段。大同盟指派检查人员到各中国商品检查日货。大同盟利用这种检查权在所有商人阶级——从百万富翁到小店主中，以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罪名，进行勒索罚金和敲诈。公共租界边界设置了一些木笼，贴着“出租给洋奴的木笼”的条子，以恐吓公共租界的商人。大同盟申言势必要逮捕那些违反抵制日货或者持有不赞成大同盟的意见的商人。

第二个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是在当地军事当局主持下成立的。它着手进行一项逮捕商人和把他们拘留起来处以罚款的计划。

1927年7月19日，经营布匹的富商俞鸿英被该组织逮捕，拘留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一个多星期，直到他捐款十五万元给蒋作北伐军费为止。该组织还逮捕了上海一个富有糖商的儿子洪政栋，一直拘留到他家捐款十五万元为止。

1927年6月30日，上海美国领事曾于报告：

“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被捕，都在捐献了不同数目的现金之后获得释放。”

因为日人介入南京事件的调和，蒋介石开始依附日英美势力，他有了与苏联的决裂的野心，这样造成宁汉分流。

同样依附于英美日的江浙财团积极不得不支持蒋中正，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

1927年10月和192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又两次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共4000万元，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巩固下来。

总计，在1927年至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公债25种，总额达10.85亿元，其中绝大部分充作军费，为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取得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

上述公债大都摊派给了上海资本家，成为了他们沉重的负担，逐渐地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再加上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敛财时从未考虑江浙财团的意愿，和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这使得两者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但南京国民党政府掌握了政权和军队，江浙财团虽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但整体上看，这是一个极其松散的利益团体，缺乏与南京政权对抗的实力与决心。

南京国民党政府实施的是统制经济体制，对于江浙财团所掌握的银行业这样的命脉行业，是必定要将其纳入政权控制下。

1935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的白银政策在中国引发的金融恐慌，从一亿元金融公债中抽出1500万元强行注入中国银行，使官股达到总资产的50%，抽出1000万元注入交通银行，官股达55%，国民党政府一举控制了两家最大的民营银行。

不久后，国民党政府又如法炮制，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此三行连同中、交两行创办的新华信托银行组成了小四行，与四行两局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系。

至1935年时，全国2566家银行有1971家被国民党政府控制。

这种局面的形成——蒋介石的兴起，标志着江浙财团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