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都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那么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智商是最不重要的素质
作者:施一公
我来讲讲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先来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IQ智商。无论什么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学，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IQ。我相信是这样。
那么，什么才是重要的?
第一，时间的付出。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靠机遇”，这一定是瞎掰。我不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过极大的付出。清华大学生物系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他在美国时这样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一天工作8小时的话，你要工作6天以上。你不要以为你早上8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8点离开就可以了。它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以及你真正去查阅和实验相关文献的时间，你的吃饭时间、查阅文献之后放松的一小时，都要去除。所以，一周工作50小时是非常大的工作量。如果你能做到，你满足了我的要求，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实验室。”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任何人不付出时间，就一定不会成功。
第二是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位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一岁半，很年轻。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慢慢意识到，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是如何养成的。
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生的时候，老师讲，要读《自然》，读《科学》，要广泛阅读文献，知识面要宽广。我也是这样做的。到这位导师的实验室后，有一次《自然》杂志上有一篇领域内的前沿文章，我认真读了以后就去找导师讨论，可是导师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读了以后再说吧。”过了一个月后我又读了一篇文章，又想跟他讨论，谁知导师脸一红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
后来有一次我大胆地问他，你读文章吗?他说他不读。我又问，不读文章如何养成科学素养?他说，科学素养的养成和科学史有关，和重大发现的数据源有关，与科学进展到最前沿的知识没有任何关系。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只是让你在做研究的时候知道，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你所处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仅此而已。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问为什么，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要挑战过去。
第三，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包括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时已是正教授、系主任。他说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也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
有一天我们开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今天我给大家演示我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
后来，我在他写的公式里发现了三处错误，但我不敢提，再一想，那的确是错的，我哆哆嗦嗦地举起手，指出了一处错误。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但是我们的小老板说：“我觉得一公讲得不错。”
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这让我慢慢有了自信。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纠正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的学术错误的经历，在我的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对我仍有很大影响。
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选择成为质数
作者:李静睿
今年奥斯卡大热的电影《模仿游戏》改编自安德鲁·霍奇斯所写的《艾伦·图灵传：如谜的解谜者》，一个数学家为另一个数学家所写的传记，两个人都是天才，两个人都是同性恋者。
看完电影之后好几天我没法从那种说不清是生理还是心理的不适中走出来，《模仿游戏》的片尾字幕上清清楚楚写着图灵对人类的贡献：“历史学家认为，英格玛密码的破解使二战至少缩短了两年，拯救了1400万人的生命。”但在战后不到十年，仅仅因为是同性恋者，图灵就被指控犯有“明显的猥亵和性颠倒行为”罪，而被迫接受化学阉割治疗，最后在屈辱和挫败中吞下浸透******物的毒苹果由于苹果没有被化验，这一点事后没能完全确认，年仅41岁。
在拥有大屠杀、大清洗和大饥荒的20世纪，图灵的死很难在残酷与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没有进毒气室洗澡，没有当众被斩首脑袋咕噜落地，没有吃过观音土饿成一张皮。不过是被注射了雌性激素，不过是影响了思考，长出了乳房。没有人要图灵死，但他只能一死。这个故事带给我最大的痛苦在于，它发生于20世纪后半叶的英国，一个我以为早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国家，一个一百年前约翰·密尔就写出《论自由》的国家。自1885年英国刑法修正案将男性间性行为定义为犯罪，至1967年，大约有4.9万名同性恋者依照英国法律被判有罪。这份冗长的名单中包括王尔德，他入狱两年，出狱当晚便前往法国，从此再没有回到故土。他的情人道格拉斯写过一首诗，名为《赞美羞耻》：“……我是羞耻，与爱同行……”
图灵喜欢王尔德。在二战中的一封信里，他引用了王尔德的诗：“人必毁灭他之所爱……懦夫献上轻轻一吻，勇者挥出锋利的剑!”图灵的剑就是如此，他以死亡换取尊严，在死亡中他表达了自己真正的内心：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谁能说他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在众生昏迷了几十年后，一直到2009年英国首相布朗才对图灵案发表致歉声明，说“我们错了”。2013年，伊丽莎白女王为图灵赦免，以此对他前所未有的贡献表达敬意。
但这又怎样?图灵不见得需要来自权力的傲慢歉意。逮捕他的警察后来说过：“他是一个真正的异端……他真的相信他的行为无罪。”在被审讯的时候，图灵认真地向警察们指出，英国皇家委员会理应“将它同性恋合法化”，在给弟弟的信里，他也提到自己将要进行无罪辩护。在法庭上，和他一起在二战中为破解德军密码立下汗马功劳的休·亚历山大说，希望法庭释放图灵，因为他是英国国宝级科学家，曾获得大英帝国勋章。但我不认为图灵会喜欢这样的辩护，就像安德鲁·霍奇斯在图灵一百周年诞辰时所写的纪念文章中所言：“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才能被赦免身为同性恋者的罪孽吗?如果是这样，那多伟大才够资格?”我想图灵会说，我的无罪基于我理应无罪，而不是基于我的伟大。何况在当时，没有多少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一个怎样伟大的人，对他案件的报道远远多于对他死亡的关注，因为人们关心他人的私生活多过关心他人的命运。
如果认真读完《如谜的解谜者》，那种被电影敲打了两个半小时的痛苦会稍得缓解，因为图灵还有数学，这是他手中谁也夺不走的东西。被逮捕当天，他还在伦敦参加比率俱乐部的研讨会，并在会上大谈形态学，他稍后向出版社提交了关于黎曼函数计算的论文，并且计划在入狱之前解决曼彻斯特原型机实验的问题。图灵之所以在法庭提供的入狱和化学阉割两种惩罚方式中选择了后者，也是因为他想继续自己的工作。这一切正如霍奇斯在书中把图灵和奥威尔加以比较的那句话：“在他们的头颅中，都有那么几立方厘米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抵御外部世界的入侵。”几年前有一本书叫《牛津迷案》，书中接连出现了那些人类数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毕达哥拉斯、费马、志村-山谷、最终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怀尔斯、图灵。书中有个魔术师说，数学和魔法系出同根，很长时间内保守着同一个秘密。图灵选择一死，很大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忍受化学阉割后自己创造能力的骤然减退，一如当不能使出Expelliarmus除你武器咒，孤独的哈利·波特就不再留恋麻瓜世界。
最近一期的《纽约客》有篇长文写数学家张益唐，他关于孪生素数的论文于2013年5月被《数学年刊》采纳，在数学界引起震动，但在此之前，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已经年近60岁，一个对数学家来说几乎不可能再有任何成就的年龄。我对数学一无所知，但我在美国见过张益唐两次，我们有共同的好友，他就偶然被带到我们在纽约临时的家中。房间简陋，我去华人超市买了一大包洽洽香瓜子，一堆人不过是围着一张大木桌嗑了半天瓜子，喝20美元一两的铁观音。
见面前我偷偷搜索过他的名字，知道他博士毕业后多年找不到正式教职，最困窘的时候在赛百味打工，给中餐馆送外卖，写出那篇论文时他不过是一所不知名大学的临时讲师。但我们没有聊到这些，我们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肖邦，聊他如何在一个朋友家中的烧烤聚会时想到论文的关键思路。他跟我说，那篇论文有56页，全世界能顺畅看懂的人可能也就10个左右，语气平淡，却难掩骄傲。我努力从自己贫瘠的知识结构中搜寻出菲尔兹奖，问他：“你有可能得这个奖吗?”他说：“哦，不行，我太老了，菲尔兹奖只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后来我回了国，我断续看到关于他的新闻：正式成为教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数理科学组院士，获得柯尔数论奖和麦克阿瑟天才奖。我为他高兴，却好像也不觉得这些荣誉有多么了不起。我见到的那个张益唐老师，并不是靠它们构筑自己的生命，宗教大法官和《小夜曲》带给他的力量，也许会大于麦克阿瑟天才奖。我想到那个中午，纽约正值初夏，我们走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去吃台湾菜，经过那些开满粉红花朵的树，在喝猪肝汤的间隙，他跟我说，自己一直过得挺好。我相信他的话，虽然孤独的质数只能被一和自身整除，但他们另有一个完整宇宙，万事万物不过围绕着他们醉心于创造的灵魂。福楼拜在信中说过一句话：“承受人生的唯一方式是沉溺于文学，如同无休止的纵欲。”就是如此，有些质数沉溺于文学，有些质数沉溺于数论，对于他们来说，试图创造的人生本就是一场快乐的无休止纵欲。
凡·高曾反复画过自己生活的小镇阿尔勒，如今它早因他获得盛名。然而当年他在那里收获的只是驱逐，没有爱，没有尊重，孩子们在街头追逐他，用石头打他，在潦倒不堪的一生中，他只卖出了一幅画。有一次，父亲问他，万一永远都画不好怎么办?他说：“我只能冒险。”我多次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看过凡·高那幅《星月夜》，但从来没有看清楚过，因为它面前总是围着厚厚的人群，每个人都想和它合影。凡·高不可能想到有这么一天。不管是生前还是身后的盛名，其实都抚慰不了那些已成定局的孤独落魄，但既然选择成为质数，他们只能冒险，无休止纵欲。
关于励志的名人故事：那些失去的优雅与温厚
作者:叶克飞
1966年9月2日，因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的家中双双自尽。自尽前，傅雷写下遗书，将存款赠予保姆周菊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他们还将棉被铺在地上，使尸体倒地时发出的声响，不会惊扰他人。
我曾收集有关傅雷之死的各种文字记录，并一次次为之动容。我一向认为，傅雷夫妇的自尽，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优雅与温厚。
作为翻译家、文人，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并不饱满，可他们的死，却总如大石一般，沉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那场浩劫，摧毁的到底是什么?除了一个个生命，也许还有一个时代的气质与道德。
两个知识分子，温文尔雅，却被红卫兵连日凌辱，斯文扫地、尊严丧尽。可在他们舍弃生命以保自尊的那一刻，却还记得家中的保姆，留给她生活费，还在遗书中写明“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自尽那天，朱梅馥还曾对保姆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熙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希望自己死得干净。即使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也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所以留下了火葬费……你还能找到这样的优雅与温厚吗?那也许是中国最好的一代知识分子，现在还有吗?
我一向喜欢上海的老街道，不是因为所谓的小资情调，而是因为总能在老街老建筑的蛛丝马迹与钩沉中，触摸到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的东方名城，不仅有着纸醉金迷的一面，还有优雅温暖的一面。
江苏路便是这样一条街道。严格来说，它不仅仅是一条街，在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划分中，它是其中一条轴心，一条条路与之交汇，如愚园路、华山路、武定西路等，都是我在寻访民国名人故居途中经停的一站，每条路上又有着一条条里弄，遍布各式小洋楼，随便拎出一栋都大有来头——这是一个城市足可引以为傲的历史，但几十年间物是人非的同时，“遗忘”二字如影随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大敌。
在江苏路上，284弄有傅雷故居，也有天才钢琴家顾圣婴的故居，两人均在“”中自杀。旁边的285弄也曾一度红火，据说因为“张爱玲热”，她的故居如常德公寓等，都已成粉丝心中的“圣地”，连其亲朋曾居住的地方亦不能免。285弄是张爱玲的父亲、继母与弟弟终老之处，也吸引了不少粉丝。
这条路开辟于1906年，当年著名的贵族女校中西女中也在这条路上。不过，这些年来城市改造频繁，江苏路的格局与旧时全异。在寻访中，我一度迷路，几番来回也寻不到284弄，更别说傅雷故居了。后来得人指点，由旁边的愚园路畅园的一条小路进入，才寻得目标。如今，284弄已被高楼环绕，曾与它一起承载当年岁月的其他弄堂大多已消失。
傅雷故居是一个独立的庭院，小楼为三层西班牙式建筑，黄墙红瓦坡顶，院门掩着，但未上锁，里面铺着灰色地砖，寂静清冷。门口挂着“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但未有“傅雷故居”的字样据说他在上海周浦出生时的故居，已修葺为纪念馆。
1949年12月，傅雷夫妇搬入这里，直至去世。这是傅雷居住最久，成就亦最多的地方，他译著中的经典，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都在这里完成。至于几十万言的《傅雷家书》，也是他在这里用毛笔一字一字写就的。
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译著的印数稿酬亦遭停发，日子艰难，但他仍坚持工作。1966年上半年，山雨欲来，经历过多次运动的傅雷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初夏时，老友周熙良来探望他，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一语成谶。
抄家后，搜出了莫须有的“证据”一面小镜子和一幅旧画报，连亲友寄存的财物也被红卫兵们劫掠，所以，傅雷在遗书中还写道：“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交代得如此清楚。
我曾经诧异于这种责任感，但这两年读过不少民国时代的小学、中学课本，方才明白：这其实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受教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更让我感怀的是，在傅雷夫妇的悲剧故事中，还有一位奇女子的存在。按当时惯例，“自绝于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傅雷夫妇当然属于此类，与傅家素不相识、但一向钟爱傅雷文字的文学青年江小燕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冒着巨大危险要回骨灰妥善保管，并给中央写信为傅雷鸣冤，结果因此吃尽苦头，成了“反革命”。
“”后，她被平反，但青春已逝。1985年，46岁的她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终于圆了大学梦。成名的傅聪也曾找到她，意欲报答，这位奇女子只接受了一张傅聪音乐会的门票，在音乐会结束后翩然而去。
这是一个每次忆及都让我眼眶湿润的故事。总有一种美好能穿越黑暗，它的名字叫“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