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有很多关于商界名人的创业励志故事都是很正能量的，那么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牛根生
牛根生，从事乳业27年。2004年底，牛根生捐出全部个人股份设立“老牛专项基金”，成为“中国捐股第一人”、“全球华人捐股第一人”。牛根生于1999年创办蒙牛乳业，在“一无工厂，二无奶源，三无市场”的困境下开拓进取，使现在的蒙牛“一有全球样板工厂，二有国际示范牧场，三有液态奶销量全国第一” 。
1978年 成为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人 1983年 任内蒙古伊利集团原呼和浩特回民奶食品厂厂长 1992年 担任内蒙古伊利集团生产经营副总裁 1998年底 被内蒙古伊利集团免去生产经营副总裁一职 。
1999年至今 创办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兼总裁职务 牛根生获得的荣誉有：“ 2002年中国十大创业风云人物之一”;“2002年中国经济最有价值封面人物”;“中国民营工业行业领袖”;“2003年中国企业新领袖”;200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4年 “中国策划最高奖”等。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自然人出资，采取发起设立方式于 1999年8月成立。目前，公司属于中外合资股份制企业。从成立至今的短短几年时间内，蒙牛的业务收入在全国乳制品企业中的排名已经由第1116位上升至第2位。
《第一财经日报》采访
尽管也许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情，但牛根生和郑俊怀，这对曾经同事多年，又打过多年“擂台”的欢喜冤家，在财富面前的态度却有着很大的不同：郑俊怀似乎要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来，而牛根生则把本来属于自己的财富拿了出去。
近期，牛根生发起了“老牛基金会”，牛根生透露，基金会已经在呼和浩特注册。成员除他之外，还有奶协、政府官员、蒙牛中层领导，但在三年之内，其他机构和人只能向基金会提供最多1元人民币的资金。目前主要资金是牛根生2003年股红的51%，大概有300多万元人民币。
2015年12月18日下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蒙牛集团总部独家与牛根生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交谈。其办公室比较简单，最突出的特点是“牛”多，三个牛造型的工艺品，三张“牛”图片摆在屋内。
作出决定很难
问：作出建立基金会决定的过程容易吗?
牛根生：2002年年底，我就在考虑这件事情，那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几经反复。在那个时候，我还静下心来一段时间的书，看得最多的是老子的《道德经》。2003年年底，开始运作这件事情。但在作出这个决定后的一年中，我体验到了一生中都没有体验过的快乐，一种超越的快乐说到这时，牛快速松开了领带。我现在心里也很踏实，不担心别人的恐吓，也没有了别人对我疯狂追求财富的误解，孩子找对象也就真实了。
问：您的家人是否同意呢?
牛根生：现在我的夫人和两个孩子已经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但当2003年年底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们时，家人、亲戚都很矛盾。在我们家，同意倒是都同意，只是认识深浅的问题。
问：你已经排在富豪榜上了，可听说您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富人，为什么?
牛根生：在创立蒙牛之前，我还觉得自己是个富人，那时拥有由伊利股票变现得来的100多万元，在内蒙，我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但现在，我却欠着200多万元的外债。至于我拥有的股份，完全只是一个数字，我可能一辈子也花不到，因为在极其敏感的香港股市，我可能一辈子也不敢把股票变现，因为这对企业股价有着非常不好的影响。我为什么要让那个数字拴我一辈子?
问：您希望您的企业家朋友和同事也效仿您吗，他们对您的做法怎么看?
牛根生：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说实话，这样做确实有难度，甚至我的同事和下属都有不同看法。
中层以上都有“接班人”
问：您觉得这样做对您企业的长久健康运行有什么益处?
牛根生：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小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的钱给大家花，小伙伴就听我的话，办点“坏事”也听我的话。
食品行业本身是高风险行业，像我们这样一个不到7年的企业，必须在竞争方法、措施上有新突破，在管理制度上有新突破。国外该有的我应该有，他没有的，我们也应该有。设立老牛基金会就是这样一个为了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突破。
对新的董事长、CEO而言，他不仅得到该得的福利，还可以拿到经营上的最高奖。按照基金会章程：在我不再担任董事长后，属于我的不到10%的股份的表决权，将由下任董事长继承行使，他同时还将对基金拥有支配权，以及基金会给予的最大份额的奖励。不仅有话语权，还有分配权，这肯定能够吸引优秀的经营人才，谁能给你这么多?
问：您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打造百年蒙牛吗?
牛根生：当然不是，不过我确实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问：打造百年蒙牛，仅凭此就能高枕无忧了吗?您还有其他想法吗?
牛根生：仅靠这是远远不够的，其它事情如果做了之后，再多做一点就很可能让蒙牛更健康啊。
问：您成立基金会的最大目的是想让蒙牛健康的发展，那么您在接班人问题上是否有过考虑呢?
牛根生：当然考虑过，我们中层经理以上干部都有接班人，一般来说有两三个，两个接班人在我们的企业中，已经确定且告诉本人，另外一个是不确定的，准备“空降“;董事长的接班人在2002年就已经确定，人选就在我的副总中间。
：王传福
冒险创业最年轻的处长搞单干
1966年2月15日，王传福出生在安徽无为县一户再寻常不过的农民家庭，在父母的关爱下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然而，在他读初中时家里发生的变故，让他经受了心灵的创伤并从此沉默寡言。为了忘掉痛苦，年纪尚小的王传福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形成了坚强忍耐的性格。他相信，没有比脚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远的路;他坚信，只要灵魂不屈，自己一定会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1987年7月，21岁的王传福从中南工业大学冶金物理化学系毕业进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在研究生期间，他更加刻苦，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电池研究中去。人们常说，有志者，事竟成。仅仅过了5年的时间，26岁的王传福被破格委以研究院301室副主任的重任，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处长。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一个促使他从专家向企业家转变的机遇从天而降。1993年，研究院在深圳成立比格电池有限公司，由于和王传福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王传福顺理成章成为公司总经理。
在有了一定的企业经营和电池生产的实际经验后，王传福发现，作为自己研究领域之一的电池行业里，要花2万-3万元才能买到一部大哥大，国内电池产业随着移动电话的“井喷”方兴未艾。作为研究方面的专家，眼光敏锐独到的王传福心动眼热，他坚信，技术不是什么问题，只要能够上规模，就能干出大事业。于是，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脱离比格电池有限公司单干。脱离具有强大背景的比格电池有限公司，辞去已有的总经理职务，这在一般人看来太冒险。但王传福相信一点：最灿烂的风景总在悬崖峭壁，富贵总在险境中凸现。1995年2月，深圳乍暖还寒，王传福向做投资管理的表哥吕向阳那里借了250万元钱，注册成立了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领着20多个人在深圳莲塘的旧车间里扬帆起航了。
冲破牢笼“蚍蜉”撼动了大树
成立一个公司并不难，生产一个产品也不难，难的是如何将尽可能小的投入演变为尽可能大的产出。这就需要眼光，需要冒险。很多人创业失败不在于缺乏资金，而在于缺乏眼光和冒险精神。王传福拥有的最大的资本，就是战略眼光和冒险精神。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王传福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哪来这么大的勇气。在当时，日本充电电池一统天下，国内的厂家多是买来电芯搞组装，利润少，几乎没有竞争力。如何打开局面?经过认真思考，王传福决定依靠自身技术研究优势，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技术含量最高、利润最丰厚的充电电池核心部件——电芯的生产。事实证明，王传福这一招可招是后发制人、一招致命的关键所在。
更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正在寻求快速发展之道的王传福在一份国际电池行业动态报告中发现，日本宣布本土将不再生产镍镉电池，而这势必会引发镍镉电池生产基地的国际大转移，王传福立即意识到这将为中国电池企业创造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机，于是决定马上涉足镍镉电池生产。
那时，日本的一条镍镉电池生产线需要几千万元投资，再加上日本禁止出口，王传福买不起也根本买不到这样的生产线。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王传福是一个知道如何控制成本的“抠门”老板。根据企业的特点，他利用中国人力资源成本低的优势，决定自己动手建造一些关键设备，然后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人工完成的工序，结果只花了100多万元人民币，就建成了一条日产4000个镍镉电池的生产线。
利用成本上的优势，通过一些代理商，比亚迪公司逐步打开了低端市场经过努力，比亚迪的总体成本比日本对手低了40%.为进驻高端市场，争取到大的行业用户和大额订单，王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引进人才，并购进大批先进设备，集中精力搞研发，使电池品质稳步提升。王传福还经常出国参加国际电池展示会，直接与能下大订单的摩托罗拉等大客户接触。获得了客户的认可后，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
1996年，比亚迪公司取代三洋成为台湾无绳电话制造商大霸的电池供应商。大霸是电信巨头朗讯的OEM，比亚迪公司因此成为朗讯的间接供应商。1997年，比亚迪公司镍镉电池销售量达到1.5亿块，排名上升到世界第四位。
王传福与巴菲特
王传福最为媒体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股神”巴菲特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2008年，巴菲特以18亿港元认购比亚迪10%的股份。在2009年的巴菲特股东大会上，巴菲特称王传福是“真正的明星”。
随着巴菲特的青睐，比亚迪的股价也一路飙升，从入股时的8港元左右上涨到2009年9月28日收盘价的61.85港币。亮丽的上升曲线让巴菲特赚的盆满钵满，更最终让王传福登上了首富宝座。
巴菲特认为王传福具备独特的管理运营能力，在他治下，比亚迪是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创新型公司。早在2003年3月比亚迪刚进入汽车产业就成立了电动汽车研究部，并于2006年1月正式成立了电动汽车研究所，计划未来3年内投资10.2亿元，基于比亚迪汽车的现有基础和优势，建成电动汽车研发、测试中心和生产基地。
二次腾飞
“自主品牌不容易。”王传福表示，全球很多市场都有一定的保护行为，唯独中国没有。所有的汽车品牌都来到中国，不仅如此，所有品牌把它们的主力部队都调到了中国。很多品牌的主要利润来源是中国，而且协同他们的中国伙伴一起参与竞争。
王传福也坦言，“没有先进的技术，品质不够好，自主品牌是做不起来的。”据悉， 2013年比亚迪将推出3款新车，即配备夜视设备、超大触摸屏和500G硬盘的中级车思锐、配备1.5T发动机和电动机的双模混合动力汽车秦，以及一款比S6尺寸更大的SUV车型S7。
“我现在非常谨慎，非常保守，不想再来个三次腾飞，不想再掉下来。”王传福表示，他为2013年定的目标是50万辆， 这个目标与2012年的业绩比起来，增幅仅在10%左右，比起比亚迪以前的市场预测，已经颇为保守。
王传福表示，2013年，比亚迪将在三年调整收官的基础上进行二次腾飞。而腾飞的基础即是技术，“2013年我们在上海车展会发布一个世界级的技术，叫绿混技术。”
据悉，该技术的主要特点就是把现在使用的铅酸蓄电池替换为铁电池;延长电池寿命达到10年;将电池电压由现在的12伏提升至48伏;推广启停和制动回收技术等。“此外，我们在2014年北京车展还会发布一个更震撼的技术--顶级驱动技术，用四个轮边电机真正做到全球第一辆独立的四轮驱动。”
这将是一场时间与技术的赛跑。目前，合资企业正在进行车型及市场的下压，对比亚迪的生存环境已形成了严峻的挑战。王传福在技术方面的坚韧业界周知，但如果要直面合资产品施加的巨大压力，比亚迪仍需要加快在技术、品质等方面提升的脚步。
：李嘉诚
逆境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条件，当我身处逆境时，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条件，正因我勤力，节俭，有毅力，我肯求知，肯建立信誉。
为了实现对父亲的承诺，李嘉诚觉得只有加倍发奋才行，要想出人头地，学习是惟一的武器，他开始自学。一边工作，一边自学，虽然艰辛，但李嘉诚觉得十分充实，“年轻时我表面谦虚，但内心很骄傲。正因你看见身边的人每一天持续原状，而自己的学问却日渐提高。”
1940年秋，李嘉诚一家从潮州逃难至香港，栖居在舅舅的钟表行中。李家原本没有商业传统，到香港前，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爷爷是清朝最后一届秀才，两位伯父在民国初年就取得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学位。李家可算的书香门第，在当地受人敬重。
但这些在当时的香港没有半点价值，甚至为生存带来了压力，一家人卑微如蝼蚁。13岁的李嘉诚不得不失学，寄人篱下当学徒。白天有做不完的工作，夜晚则务必搬开家具与其他伙计挨着入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攻占香港，李嘉诚的母亲只好带着弟妹重回老家，留下他们父子二人。更大的不幸是，贫困抑郁的父亲竟染上肺结核，大半年后去世。在父亲过世前一天，并没有向他交代事情，反而问他有什么话说。“我安慰父亲，告诉他‘我们必须都会过得很好’。”14岁的李嘉诚独自应对父亲的死亡，“彷佛一瞬间被迫长大”。历经家道中落、少年失学、父亲过世、孤独的流落异乡，迫使李嘉诚在很短的时刻内压缩成长。
为了实现对父亲的承诺，李嘉诚觉得只有加倍发奋才行，要想出人头地，学习是惟一的武器，他开始自学。一边工作，一边自学，虽然艰辛，但李嘉诚觉得十分充实，“年轻时我表面谦虚，但内心很骄傲。正因你看见身边的人每一天持续原状，而自己的学问却日渐提高。”
李嘉诚的机会最之后临。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某天，他所在工厂的老板亟需发信，但是书记员请假，李嘉诚因好学被推荐帮忙。出色的表现使得老板对他另眼相待，将其从杂役小工调至做货仓管理员，继而成为了业绩很棒的推销员，再升到经理，19岁更成为总经理。李嘉诚也从中学到了更多的关于货品的进出、价格、以及货品管理，推销等技巧。
正因业务关联，李嘉诚一向订阅英文塑料专业杂志，顺便提高英语，这也让他能时刻把握该行业的可能商机。随着二战后经济复苏，塑料制品的市场需求很旺盛，李嘉诚认为机不可失，决定自行创业。1950年，他利用自己的积蓄连同舅父的借款共5万港元，开设了长江塑料厂。
1957年，李嘉诚从行业杂志中得到启迪，赴意大利考察，回港后转产塑胶花。得益于当时的消费环境，业务迅速发展，由于产品能不断创新，李嘉诚继而成为了香港乃至全球的塑料花大王。如今这已成为李嘉诚财富故事中的经典情节。之后，李嘉诚又瞅准地产业机会，从而开始了成为“超人”的脱胎换骨般的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