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发展方向 工人阶级的崛起与工人阶级运动

产业革命的发展对工人来说是剥削式的，这也迫使工人开始思考，迫使他们争取作为人应有的地位，如恩格斯的高呼：“早就是英国资产阶级向工人让步的时候了，工人们不是在恳求，而是在威胁，在要求”。

面对这样的情况，英国工人阶级通过两个方面开展行动，其一，通过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运动提升阶级政治地位和话语权。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曼彻斯特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工人阶级中心，这里的无产阶级运动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代表，在与资产阶级对抗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发展出了自我阶级意识、阶级觉悟。

其二，积极开展体育活动。工人阶级标签化体育运动项目的成功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工人阶级巩固团结，维护自我独立身份，甚至打破阶级固化的有效途径。

1883年足总杯的胜利对于英国工人阶级足球史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且自19世纪八十年代始，足球运动逐步替代步行运动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典型代表，工人阶级运动进入大发展时期。同时，探究其成长不可忽视其萌发，兼谈这场胜利之前的曼彻斯特城足球状况，有益于理清工人阶级运动的形成、特点与启示。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整个英国进入了全面变革的时期，它的成果蔓延到了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用社会学的话语来讲，这场革命让19世纪整个英国的阶级固化，阶级之间的流动几乎凝滞，“谁要是生为工人，那他除了一辈子当无产者，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

而曼彻斯特则是这样高度激进又两极分化的城市代表，也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心，拥有庞大的工人阶级群体，因此，工人阶级的联合对抗成为恩格斯认为的工人阶级想要争取自身权益，摆脱自身非人状况，显示合乎人的身份的必要手段。

曼彻斯特作为民主党宪章派的主要中心之一，从1835年宪章主义的产生和著名的1842曼彻斯特总罢工开始，工人在早已清楚穷困为何的情况下，仍然为要求制定人民宪章和提高工资，而选择勇敢地迎向可能由此造成的更加惨烈的困境。

尽管大多数的罢工结果都以工人吃亏而告终，比如1842总罢工并没有获得进一步的有利结果，但正如传教士斯提芬1838年在曼彻斯特的“圣山”克萨尔荒原上的宪章大会上所讲的一样：“朋友们，宪章主义并不是为你们争得选举权等等的政治问题，宪章主义是饭碗问题；宪章的意思就是住得好，吃得好，工资高，工作日短。”

因此，工人阶级仍然继续积极主动地为了自我权益、阶级地位而奋斗、抗争。比如1847“十小时法案”的通过与宪章运动早已密不可分。工人这样的一种政治行动最大的意义首先在于向世界传达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和阶级觉悟的提高。

它表明工人已经懂得工人阶级的不团结和工人之间的对立竞争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因此它成为工人想要“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

其次，它向资产阶级传达了一种警示声音：工人作为“人”，有自己的权益要求和身份诉求，资产阶级不能再随意地凭经济的兴衰摆布工人的命运。这是曼彻斯特乃至全英国工人阶级政治地位提升的第一步。

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崛起还嵌入在英国的历次议会改革之中。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中，虽然这次议会改革运动获益的是整个中等阶级，但是“对扭转局势真正起作用的好几次倒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斗争乃至工人阶级的形成本身，都为这次改革提供了最大的动力。”

曼彻斯特作为当时风暴的中心之一，是阶级对抗最严重的地区，其工商业主也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了工人的普选权，据估计，1866年在曼彻斯特有5822名合法选民来自工人阶级。再次改革的要求在曼彻斯特得到了35万人的拥护，1867年英国统治者和执政党被迫通过了新的改革法案，但仅上层工人阶级的选举权得以扩大。

在这一次的教训中，工人阶级看清了拥有自己的政党和摆脱工联主义的羁绊是取得任何胜利的必要前提。新工联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诞生此时便初现端倪。自1868到1884年，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认识到资本主义政党的反动本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1881年恩格斯在伦敦的《劳动旗帜报》中呼吁广大工人应要延续宪章主义的斗争传统，要争取议会中的充分代表权。同年，“民主同盟”成立，到1884年改革时称“社会民主同盟”，其政纲第一条就明确：“一切官吏和行政人员都由平等的、直接的、普遍的选举产生，并且效力于人民”。

在工人阶级的不断施压下，1884年改革法案终于相对前两次改革正视了工人阶级的诉求，体现在选区的重新划分和工人阶级选民人数的增加，由250万增至450万，占1884年全英人口的13%左右，男性公民基本上都在此次改革后获得了选举权。

“这一切的措施大大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选区中的力量，使工人阶级至少在150到200个选区中占选民的大多数”。19世纪的英国工人阶级在罢工中的勇气和在3次议会改革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让阶级觉悟转化成为斗争的利器，认识到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以及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才是最终提升自我阶级地位、改善阶级生活状况的根本途径。

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休息时间成为抗争的主要成果之一，为工人进行更多、更长时间、更规律的体育休闲活动奠定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工人阶级运动在其自身政治地位崛起的有利基础上进入繁荣发展时期。

英国工人阶级话语权的提升保障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在谈到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时，马克思作出过如下述：“他的生活从(工作)活动停止的地方开始，在餐桌上，在酒馆的座位上，在床上”，科林斯又再补充到：“在体育比赛中”，体育维护了工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曼彻斯特的城市发家史一直以来都与工人阶级密不可分，包括成为“极其出名的体育城市”也绝少不了工人阶级的推动和决定性作用。探究曼彻斯特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是剖析工人阶级运动形成原因、特点的必要前提。

运动本身没有意识形态，它的社会属性归根究底是其参与者所赋予的，判断一个运动的阶级色彩势必只能从其参与者和爱好者的阶级色彩来看。足球的发展吻合于曼彻斯特乃至全英国工人阶级的壮大过程。

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前期，足球运动一直“被上层社会视为下等贫民的娱乐和文化”而屡被统治者禁止，直到1835年都还有针对足球的禁令出现在国家法令中：“如果任何人…在上述公路的任何部分进行足球或任何其他比赛，从而惹恼任何乘客…应支付不超过四十先令的任何金额罚款”。

19世纪中期，当足球运动被公学精英们拾起，社会风向开始发生转变，在公学里足球被予以一定程度的改造，成为了公学的课外活动，最著名的便是“1848剑桥规则”的制定，随后1863年英格兰足球协会成立时制定了剑桥规则的更新版本，称之为协会规则。

加上橄榄球规则组成了这一时期足球的多种游戏规则，下层平民的体育文化升华成为中产阶级的体育文化，至少到70年代初期，主导英国足球运动快速发展的主体均为中产阶级。早期足总杯比赛中冠亚军和领导人员的中上阶层背景也印证了这一点。

足球回归工人阶级的决定性转向发生在1883年的足总杯决赛之中，足球摆脱了公立学校的渊源，在英国成为了一种主要的工人阶级运动：来自工人阶级的布莱克本奥林匹克队(BlackburnOlympicsF.C.)以1:0击败了来自特权阶级的老伊顿人队(OldEtoniansF.C.)，这是“贵族和中上层阶级对协会足球统治终结”的标志，更是足球运动与新兴工人阶级的融合的标志。

这一场比赛中布莱克本奥林匹克队的工人队伍由三名织布工人、一名纺纱工人、两名牙科诊所辅助人员、一名棉花技术工人、一名铁矿工人、一名裱画工人以及两名其他职业者在一位水管工人的带领下组成。

此时工人阶级已大量参与足球运动，改变了足球项目的人口结构，从1883年到一战所带来的停赛前夕，兰开夏郡在内的英格兰北方工人阶级球队赢得了几乎所有的足总杯冠军。

曼彻斯特工人生活空间的移位和环境的变化促成了工业革命早期时过去的乡间运动在城市中的存续与改造，赛马、冰壶、划船、拳击、斗鸡等前工业时代乡村运动仍在城市人群中流行，但虐畜运动、暴力足球、肉搏拳击等暴力体育活动在19世纪前期逐渐受到中产阶级的强力抵制。

与此同时，英国的对法战争限制了对外接触，为国内休闲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且出于教化的目的出现了改造后的乡村游戏，如更适合工业城市节奏的新板球运动在城市中开始兴起。同时与工作密切相关的“周度”时间单位取代过去传统的与宗教和农事相关的“年度”时间单位，成为工人进行体育活动的重要时间规律。

进入19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成为了一个专门的群体描述术语，曼彻斯特工人群体的诸多体育活动开始有了区别化的表达，同时来自于工人自我和外部的觉醒与协助，工人阶级的体育参与开启了“sportization”进程化，从典型的步行运动可以看出，组织化、职业化、标准化的运动竞赛已初具成果和规模。

阶级觉悟的日渐清晰促使工人阶级开始在自己的组织中和自己的纲领下开展政治活动，曼彻斯特的社会政治进程在支撑这个已成型的工业社会的同时，也成为足球与新兴工人阶级“融合”的基础，促使工人阶级拥有更多的时间与金钱参与体育活动，以现代足球运动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工人阶级运动进入繁荣发展时期。

这些俱乐部的大量存在和足球运动的大量开展不仅是由于娱乐和赌博的需要，更重要是蕴含着一个社会的需求，这些需求更重要在于城市工人阶级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时代洪流中自我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体现，也使曼彻斯特工人阶级运动的“sportization”进程拥有了更加成

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