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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在理想与学术之间
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张申府曾做过大量工作，后来却由于种种原因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人为地遗忘了。本文对张申府在建党过程中的活动作了简要介绍，并试图分析为什么张申府不能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关键词：张申府;建党;学术
一、张申府早期建党活动
张申府1893.6―1986.6，社会活动家，数理逻辑专家。原名崧年，申府是号，河北献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张濂是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张申府幼年已打下很好国学根基，稍大以后受当时西学东渐影响，接受了新式教育，1913年张考入北大数学系，开始研究西方学术。1917年毕业后任教北大。在北大期间，张申府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并和陈独秀、李大钊成为好友。当时的中国，虽然皇帝已经没有了，但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并没有多少改变，自******战争以来的内忧外患只有日益严重，中国向何处去仍然是摆在那时有识之士面前的大问题。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救亡图存的理论就在社会精英中传播，并接受着现实的考验。在这许许多多的理论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随着欧、美劳工运动尤其是苏联的出现逐渐脱颖而出，成了一部分激进分子的选择，张申府就是其中的一员。
五四前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宣传已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理论准备。⑴列宁对于中国的建党也极为关注，当时的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Voitinsky来中国帮助中国的激进主义者组建共产党。据张申府回忆，魏氏来北京后首先就找到张申府和李大钊谈建党问题。⑵受李大钊的推荐，魏氏又奔赴上海拜会陈独秀。就这样，在陈与李、张之间开始书信往还讨论建党事宜，1920年秋，共产主义小组分别在上海由陈独秀负责和北京由李大钊和张申府负责建立起来。
此时张申府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他在《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信》中说：“我相信如果我们想改变今天的环境，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走向社会主义。”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开始在朋友圈子里发展成员，张申府介绍第一个入党的人是张国焘。
1920年冬张申府奔赴法国，任教于里昂大学中国学院。受陈独秀的委托，张申府组织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继续开展建党活动。他先发展了刘清扬后来成为张的妻子，后又介绍周恩来和赵世炎入党。为了作好共产主义的宣传，张申府还找到原先的相识其时也在欧洲的章士钊，请他资助出版了刊物《少年》，作为巴黎党小组的机关刊物。
当时巴黎周围有许多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受一战结束的影响，许多中国学生丢掉了工作，学生们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并占领了里昂中国学院。这时里昂中国学院的负责人中国人伙同法国政府反对中国学生的作为。张申府向负责人请求注意留学生们的生活状况，但这位负责人拒绝了。为此，张申府愤然辞职，失去了这份每月800法郎的优厚工作。此时张申府生活无着落，听说德国的物价便宜，于是与刘清扬、周恩来乘火车前往德国。
在德国，他们也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秋，中共旅欧总支部在柏林成立，张申府任总支书记，兼中共中央驻柏林通讯员。在柏林，张申府见到了朱德，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由张申府和周恩来共同介绍，朱德在1922年下半年加入了共产党。这时，张申府在党内的活动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张申府在欧洲的政治活动并未影响他的学术兴趣。在欧洲，张除了继续他的数理逻辑研究外，还特别对弗洛伊德学说和黑格尔哲学下了功夫。在里昂和德国他的居所，共产主义小组的聚会经常成了张申府组织的学术研究会。他向成员们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背景，指出社会革命必须与心理革命同步。这种学术上的优势，增长了张申府的傲慢，使他以导师自居，这就激起了一部分党内成员的愤慨，终于酿成“倒张”事件。
1923年2月20日，在张申府未在场的情况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大会。在大会上，一部人对张申府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批评，例如指责他干涉青年团的活动，行为过于专断。虽经周恩来的辩护，大会还是决定把张驱逐出少共团体之外。虽然共产国际后来给张申府平了反，但这次事件已充分显示出张申府与纯正的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想差异，这个差异在党的四大上得到更为集中的表现。
1923年底，张申府途经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张会见了布哈林Bukharin，并见到了蒋介石，这使他回国后能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由于张申府的推荐，周恩来也到黄埔军校就职，并于1924年11月接任政治部主任。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上张申府和一些代表发生了激烈争执。按照张申府的公开说法是：“当时，我对会上一些人的说法深感不能同意当即就说了出来。结果招致冷笑，以为幼稚幻想。当时那种轻蔑的态度，使我感到极端难堪。”⑷结果张愤然“退党”。关于这次争执的内容，据张说，张在大会上反对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一提法被一位当年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者称为“可笑的幼稚”⑸，而这正是当初张申府对这些勤工俭学学生们的称呼。这使有着“大”脾气的张申府忍无可忍，虽经李大钊、赵世炎等的多次劝阻，但张还是坚持以后只以党的朋友的身份帮助党工作。从此，张申府在党内的生活画了个句号，而以后的各种有关建党的正式出版物中，也不再出现这个曾与党的许多人有过争执的
人物。
二、对张申府退党原因的分析
读中国近代史，笔者有这么一个感觉，那就是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都在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取得最终胜利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的每一个具体事件来说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偶然性。比如在早期皈依共产主义学说的这一部分人中，就既涉及到他们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以及他们的个人气质，也与他们对这一学说的理解有关。
张申府作为那时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对于救国的真理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理论，也是由于他看到了马列主义对国际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意义，但是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更主要是学理上的，这就使“他的”共产主义包含了过多的个人主义成分。笔者在此试作分析如下。 一是张申府不能很好处理党的纪律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
列宁主义的政党之所以有力量，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讲究纪律性，有坚定的组织原则。但张申府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知识分子，有着知识分子典型的散漫与冲动。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组织原则还不是那么健全，所以党的组织显得松散，比如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入党就是凭他给陈独秀的一封信。⑹那时党员发展主要是在朋友、同学以及老乡之间。在张申府受好友陈独秀的委托负责欧洲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的时候，张申府把国内那种松散的组织原则也带到了欧洲。例如党的例会常常是家庭式的，而且常常成了张申府的学术演讲。张申府往往自己不直接去从事组织工作，而是委托两位好朋友周恩来和赵世炎去处理日常事务。据一位当年与张申府同在欧洲参与党的工作的人回忆，1923年2月“驱张事件”中，就有人指责张申府是“幕后操纵者”，“他用一只手指挥周恩来，另一只手指挥赵世炎。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整个组织。”“R――指张申府，笔者注把他的权威放在口袋里。当他需要的时候他就掏出来，当他不需要的时候，他就把它留在那儿。”⑻
在欧洲的时候，张申府就因为其他人“不听话”而多次威胁要退出“少共”。张总是相信自己正确，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了解马列主义，他对自己充满自信心。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自信是他的率真，这种品质不但无损反而会有利于学术研究，但对于参与政治来说这种自信就是一种“天真”与“幼稚”。这种天真与幼稚使他经不起别人的过火批评，终于使他在“四大”上有了个总爆发。
二是张申府没有分清政治革命与文化启蒙的区别
中国的文化要改造，中国的民众要启蒙，这在近代是不争的事实，是当时社会运动的一大主题。但是，军阀混战和列强的虎视眈眈这种内忧外患使得中国当时的迫切任务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国家，也就是必须先进行政治革命。
从张申府参与建党来看，他是拥护政治革命的。他在当时也曾说：“我绝对相信救治今日的病恶，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⑼但是，从张在建党前后这几年的活动来看，他更钟情于学术研究。他认为学术研究也是救国不可或缺者。在去欧洲之前，他已对罗素哲学有了一定认识，1920年末罗素来中国讲学，张申府曾给罗素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其中一句话是：“我崇拜你。”⑽来到欧洲后他仍念念不忘数理逻辑研究，对于罗素的学生杰・尼克JeanNicod和维特根斯坦的学说也进行了深入钻研。在张申府看来，数理逻辑是求实讲真的学问，可社会上的人“总多少是说谎者”，他希望通过数理逻辑改造中国人的思想，甚至他在1921年还提出组织“实话党”。⑾
除了数理逻辑，他还探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要用弗氏的理论来进行社会改造。他在给《新青年》的文章中说：“许多人说伏若一特Freud主张性欲冲动是一切心的活动之本原，说他主张‘泛性欲论’Pausexualisme。他现在差不多已誓死不肯承认。他现在主张的是：人的根本冲动有两种：一种叫性欲冲动Sexualtriebe，一种叫自我冲动Ichtriebe。两种在人，最初是不分的，后来也常常相联结。人的一切行动都直接、间接、饰的、露的，发于此。吾们可以觉得这个说法实更近于事实。吾们更觉得改造世界，非著眼这个人心的根本不可。”⑿
当其他在欧洲的同志忙于组织劳工和学生运动，忙于以马列主义指导现实革命的时候，张申府却醉心于学术的研究，甚至他对马克思主义也往往是从学术的角度去理解。⒀这种更看重社会改造，更注重学理的研究，自然使他与其他更积极投身于政治革命实践中的同志拉开了距离。
三是张申府缺乏向实践和劳工的转向
革命的理论必须要转化为革命的行动。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一种理论好与不好就看它能不能实践，所以革命者不是要去作学问家，可是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张申府更是一个学问家。
对于当时许多比较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来说，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们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那就是他们对于劳动阶级的赞美与崇尚。这是马列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却是几千年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例如陈独秀，在五四之前，他曾期望由知识分子来完成改造中国的大业，而在五四以后，他就将目光转向了工农劳苦大众，他说：“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⒁相反，张申府却没有这种转变，他虽然也看到了工农的力量，只是他更倾向于相信知识精英。例如在欧洲的时候，他虽然也曾支持过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运动，不过总的说对他们不抱好感，称他们“幼稚”，“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⒂这说明张申府在实践上、在阶级观上都与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巨大的分歧。
张申府虽然后来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但作为一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名党的早期工作者，张申府曾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的政治生活当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今天，张申府在党内的作为仍然是值得我们提及的。
注释：
⑴虽然说张申府很早就参与建党，只是笔者至今未见张在1920年前有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文字。
⑵Vera，Schwarcz，"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下简称“Time”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年版，页97。
⑶据“Time”页99意译。
⑷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10月版，页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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